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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分”由伙食分、服装分、津贴分三部分构成，按粮、布、油、盐、煤五种实物的数量进行折合，以此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物价逐步稳定后，1956年工资改革就废除了“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全国划分十一类工资区，分别执行不同的工资标准。伴随这次改革展开了一轮工资定级。 复旦大学根据高教部《关于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工资评定和调整的通知》制定了各类人员工资标准，主要分教学、行政、教辅三大类。工资改革后，复旦大学全校教职工平均工资九十一元，教学人员中教授平均两百三十八元、副教授一百八十二元、讲师一百十八元、助教六十七元。教学人员工资标准有十二级，依此标准，一级工资每月三百六十三元，二级工资每月三百零二元五角，谭先生是二级教授领二级工资。按当时的物价标准，请个管吃住的保姆每月开支五到十元。可见，月薪一百元以上在当时已是高薪。 五十年代以后有过几次工资调整，都是由全国统一发文，地方上再制定、执行细则，这往往受到种种政治因素影响，比如涉及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或者划为“右派”的人，按照规定就不属于工调对象。 另外，工调有名额限制。在分配名额时提倡大家发扬风格，鼓励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不要争取工调名额，要照顾、优待统战对象等。开始确实有人响应号召，主动放弃自己的机会，但后来发现上当了——“文革”开始以后的很多年再没有进行过工调。 1965年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是三十七元，按当时政策，到1966年8月我的工资可以涨到四十八元五角。1966年6月“文革”开始，暂停工调，直到1969年我才拿到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这之后工资基本不再调整，直到我读研究生时，工资还是四十八元五角。 这番经历之后，但凡有调整工资的机会，大家就拼命争取——这次放弃了，谁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呢！ 对1956年评定的一级、二级教授来说，这几次工资调整对他们没产生什么影响，他们的工资一直没有上调过。五六十年代教授没有奖金、津贴，曾有过的变相福利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过购买食用油、黄豆的票，或者饭票。当时上海丽都花园就曾招待过政协委员、统战对象，在那里可以比外面吃得好一点。不止是上海，北京也有这样的情况。 做谭先生的助手时，我给他送过工资条，当时他领的还是1956年的工资，其他收入主要是稿费以及奖金、津贴。以前一些教授的太太没有公职，晚年需要自费医疗，这就导致一些教授晚年经济情况很不好。 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太太因为受他的政治影响没有公职，晚年生病无法报销。这些开支单凭贾先生的工资根本不够，就得靠稿费收入支持。所以贾先生很大年纪还在写文章赚稿费，直到太太去世，才在经济上解脱了一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