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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三位之外，这一年华东师大陈旭麓由副教授升教授的报告也没被批准。外界怀疑这是吴泽从中作梗，甚至顺带认为复旦这三位老师没能升任副教授也是吴泽捣的鬼。不久，也就是1981年暑假我陪谭先生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会议，期间吴泽专门来到谭先生房间反复解释，意思是说职称评定的结果跟他没关系，“都是上面定的”。 等我拿到博士学位时，全国暂停职称评定。教育部文件说，这是因为之前的职称评定出现了各种问题，有的标准过宽，有的存在政治问题。其中点名批评了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在“文革”期间也是被批判、受迫害的，“文革”后期他参与编党史的工作，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文革”结束后，有人说为什么复旦还用一个在“文革”中很吃香的人？！而且这位老师将“文革”期间的文章作为研究成果列入职称评定的报告中，又有人说这是“江东子弟又重来”。究竟是这位老师太糊涂，还是他认为文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不得而知。后来他的职称再没提升过，退休时还是副教授。 等到学校可以自主评定职称时，事情又变得很复杂，因为职称和住房联系在一起了。 学校分房有一套评分标准，职称、工龄、奖励等考核内容各占一定分值。其中，教授和副教授相差五分；工龄一年一分；省部级以上的奖励有的一分，有的零点几分；另外，对家中有无老人、有无成年子女、是否有异性孩子等情况也会酌情考虑。但相比之下，职称一项最重要。就复旦的情况来说，副教授可以分到两房一厅，但如果想要小三房，就一定得是教授。否则，单靠工龄积分，干一辈子分数也不够。 得奖加分这一项，文科教师很吃亏。因为理科有普遍认可的国家级奖项，而文科没有。得了奖，到底算不算、怎么算都很难说。1988年我获得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的论文奖，这是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联合教育部共同组织的，由中央领导给我们颁奖，奖金一千块。当时这是文科方面的国家最高奖，但学校不承认，因为证书上没有国务院的盖章，所以只能算部级奖励。我还得过“五个一工程奖”，学校也不承认。以后，职称在大学里就异化了。原本职称与工资、待遇挂钩，后来关系到住房。等职称与住房无关了，又关系到面子，关系到科研项目的申请。有了学位制之后，又关系到硕导、博导的评定。 全国第一批硕士、博士导师是在北京评定的，各个学科设有专门的评议组。当时历史组评议人都是学界名流，今天历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那时还是年轻人。比如，评议组秘书章开沅，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家胡华以及曾任首都师大校长的齐世荣等等。这些评议人都是学界的先生，对申请人及其专业水平很熟悉。 蔡尚思没评上博导是因为他人缘不好。第二批博导评定时，他马上要七十岁了，学校希望谭先生帮忙让他评上博导，于是我陪谭先生挨个房间去拜访评议组成员。原本这事儿就没问题了。结果教育部会议结束后，王仲荦先生跟谭先生说，老蔡不行！原因是朱维铮在山东大学上课时说蔡尚思给张春桥写过效忠信。谭先生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打听到，蔡尚思确实给张春桥写过信，但不是效忠信。因为朱维铮的话，蔡尚思没有评上博导。接着，国家规定七十岁以上不能参评博导，所以蔡尚思始终不是博导。 相较而言，中科院的院士评选是比较严谨的。1991年我陪谭先生去参加院士评选，谭先生所在的地学部地理组共有七个院士，定下的政治标准是爱国，有奉献精神，学风正派。第一轮小组评选需要七位院士全部通过。之后，小组中推荐候选人的院士要到地学部做五分钟发言，然后由学部投票，投票通过后再进行下一轮。整个过程非常认真。 当时小组秘书长给我们这些随员开会，说院士讨论的时候随员不能进场。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有的院士年纪很大，视力、听力都不好，需要随员协助。后来院士评选就规定：八十岁以后，不能申请院士，也没有投票权。 有一年院士评选时谭先生中风住院，中科院派了两个人到上海考察谭先生是否有做出自主选择的行为能力。当时谭先生已不能说话，确实没有行为能力，他这一票就算作废了。 后来院士的评选就没有这么认真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