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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他也是二级教授。“文革”前他每月拿出一百多元工资交党费，到晚年，太太没有工作又生病，医药费开支很大，生活窘迫。唐先生得知我曾把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的藏书转让给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他就问我能不能把他的书也卖到国外，这样赚钱多一点，但是因种种缘由我没有办成。后来是中华书局拿出一笔钱作为预支稿费给了唐先生，他很感激，说这是“贫而骤富”。讲起来，实在令人心酸。 与工资直接联系的是职称。 民国时期不存在职称评定，一般是循惯例而行。比如，归国的海外博士按惯例聘为副教授。周一良先生算是例外，他回国前已经在美国教授日文，学术水平很高，名气很大。胡适觉得他应该比一般人待遇高，所以，周先生一回国就被聘为教授。 解放以后，共产党全盘接管高校，一开始在职称方面也没什么变化，后来影响较大的就是1956年的正式定级。这次定级原是随工资改革而出现的，定的是工资待遇的级别，但另一方面这又不仅仅关乎工资等级，它与教授的学术水平又有着天然的联系，也是学术荣誉和学术地位的体现。从操作过程来说，这次定级说是评定，但最终还是由上面决定，而且已经受到了政治影响。 复旦当时有所谓“八仙过海”、“五子登科”，是说二级以上教授中文系有八位，历史系有五位。不过最终公布结果与校内评定并不一致。其中，周谷城原本在校内定为二级教授，据说公布结果前，市委的小汽车开到了校党委，结果周谷城就成了一级教授。中文系吴文祺教授经常生病、不大做事情，结果被定为二级教授，而且“文革”时也有人保护他。大家都说吴文祺有贵人相助，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早期党员。这些事情在教授中引起了不平。其实，解放后复旦已经历过几次运动，政治方面的考量对教授评级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这次教授评级的结果与教授的专业水平并不完全相符。1956年以后到“文革”结束之前，再没进行过教授级别的调整和评定。 “文革”以后恢复职称，是我经历过的。“文革”结束以后，复旦历史系有点本事的人先后在“四人帮”时期和粉碎“四人帮”中受到冲击。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历史系留存下来的大部分人是助教，需要转升讲师。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第一次恢复职称时，朱维铮要由助教转成讲师，校方坚决不同意。“文革”期间朱维铮是写作组成员，曾代表市里组织理科教授——如苏步青、谈家桢等人，要他们批判爱因斯坦，训斥老教授时凶得不得了。“文革”后苏步青恢复校长职务、谈家桢恢复副校长职务，他们坚决不同意朱维铮升任讲师。当时历史系党支部书记孟伯衡原是化学系的，与几位理科教授熟识，于是他陪着朱维铮拜访几位老教授，挨家去赔礼道歉，这才升了讲师。 等到朱维铮要由讲师升副教授时，按他的专业水平来说是可以的。但当时复旦没有评定副教授、教授的资格，只能校内确定后，上报到市里统一评定。上海市设评定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各个学科小组。当时历史学科职称评定五人小组中没有一个复旦的成员，小组组长是华东师大的吴泽。 这次考评中，复旦历史系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升副教授的报告都没有被批准，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朱维铮是因为“文革”中参加写作组；李华兴“文革”中积极批判周谷城；姜义华曾是“反动”学生，也受过批判。当时谭先生是历史系系主任，他们三位纷纷来找谭先生，想请他出面解决此事。孟伯衡与谭先生商量后，决定请周谷城先生与谭先生联名写信要求市里的职称评定委员会特别考虑。这封信由我起草、誊清，谭先生签名之后，我拿着信到湖南路周谷城家请他签字。周先生看了信之后说，信写得不错，也说不会跟年轻人计较，但他就是不肯签名，我只好带着信又回到谭先生家联系孟伯衡。最后这封信是以复旦历史系系主任谭其骧和总支书记孟伯衡的名义交到市里，不过最终也没起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