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实现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党委政府更为重视计划生育的作用，1962年，市劳动局局长、精简办公室主任王克就指出计划生育和晚婚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从1962年至1966年，上海市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18.3％。下降为3.9％。，成为建国后首个将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个位数的城市。此外，在人口外迁的安置方式上更为多元化，主要有参加新疆军垦、支援外地建设、外迁职工留沪家属赴职工所在地、到安徽农村插队插场或去国营农场、回乡下乡、投考外地大学和征兵等。在外迁人口去农村安置的形式上，不再单独强调回乡，而是回乡下乡并举，以更多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 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使得本已在大跃进期间得到基本解决的失业问题再次浮现，“面向外地、面向农村”成为安置社会闲散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的指导方针。1963年市劳动局党组《关于上海市闲散劳动力的情况和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有回乡条件的人员，应积极动员他们回乡生产；对家居城市无乡可回的人员，身体健康，无家务拖累的尽可能动员去外地农村人民公社或国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据统计，从1963年至1965年，上海市共安排闲散劳动力45.6万人，其中去外地12万人，补充本市职工10.5万人，安排进半工半读职业学校7.9万人，安排进街道生产服务组织15.2万人。其中，在本市安排的占73.7%，“面向外地、面向农村”方针的贯彻十分艰难。由于1950年代初是人口生育高峰，到1960年代中后期，劳动适龄人口越来越多，就业问题再次成为城市社会的突出问题。 “文革”期间动员知青下乡 “文革”期间，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方面依然延续了“文革”前的相关政策。如1968年4月22日上海市“革委会”下发的《批转市革会郊区组、工业交通组、财贸组“关于立即清理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通知”》，同样采取了将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动员回乡的措施。“文革”期间的动员回乡具有极强的政治清理性质，如1966年8月23日，上海市红卫兵到南京路、淮海路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要求将所谓“牛鬼蛇神”、“四类分子”赶出城市，9月份，上海形成驱赶“黑六类”（即地富反坏右资）的浪潮，不少“黑六类”被强制遣送回乡。 从规模的意义而言，“文革”期间的动员人口回乡主要是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备战疏散两大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知青史研究专家定宜庄将知识青年分为城市知识青年与回乡知青两种，认为回乡知青人数始终多于城市知青。上海则并非如此，由于不断地动员人口回乡，上海知青中来自农村的比重并不高。1966届上海初中毕业生共计159358人，其中农村学生16518人，只占10.4%。据统计，1968和1969年，上海市共安排15.6万名农村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回所在社队务农。可见，上海回乡知青所占比例应远远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下，不少里弄居民被动员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尤其是在珍宝岛事件之后，国防形势紧张，上海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在1970年4月提出要兴起一个更大规模的动员里弄闲散居民、退休人员和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运动高潮，并要求用战备的姿态做好动员工作。从1969年至1974年，上海共计疏散人口857526人。根据市人防办1969年的疏散试点工作，全市10个区的试点街道共计疏散10461人，其中动员回乡和投靠亲友的为3733人。据此推算，在战备疏散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是以动员回乡的形式进行安置的，由此，从1969年至1974年上海约有30万城市居民被动员回乡。1975年以后，零星的动员回乡个案依然存在，但全市性大规模的人口疏散工作已经基本停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