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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语言学派是欧洲19世纪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史学派,其创始者是德国柏林大学史学教授兰克(Leopolde ron Ranle,1795—1886)。他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史料做精确的考证,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此派或称实证主义史学,受到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采用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兰克在《1494—1514年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前言》里表示撰写历史著作的态度说:“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在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发生了。对任何一种新研究,资料从何而来?作为本书的资料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叙述。他种材料只在下述情形方可引用:它们可从上述材料中直接推衍出的,或是材料具有某种第一手的性质。这些材料必须页页核定过。”⑨他在《论十九世纪》里强调“没有精确的研究,整体的概念只能是一个幻想”,但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精确研究后,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关注历史的事物的普遍性,将批判方法、客观研究和系统构造联合起来。因此,他认为:“历史学家还必须注意事物的普遍性。他与哲学家不同,没有什么先验的思想,当他考虑特殊性时,作为普遍性的世界的发展也将在他的面前展开。”⑩兰克学派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提倡考据坚实,以调查材料、考辨材料的真伪为史学的更高艺术。这是对兰克史学思想的片面发挥,然而此派在欧洲近代史学上的影响是非常深广的。 傅斯年于1923年6月离开英国到德国留学,他曾学习比较语言学、逻辑学、医学心理学、人类学、梵文和语音学等。1924年,他开始转向史学,由于追求客观的、科学的、严密的学术倾向,遂选择了兰克学派。傅斯年归国后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学派,便直接受到兰克学派的影响,他在论著中多次主张借鉴欧洲近代的新史学,如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11)1931年他在《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里谈及欧洲近代史学方法时说:“近代史学之方法——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论述,而且有特别鉴订之工夫。”(12)以上均是对兰克学派“史学即史料学”之阐释与推崇。1943年傅斯年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里关于史料的论述,明确地介绍了欧洲实证主义史学派的兰克(软克)和莫母森,而且表明历史语言研究所治史学是从史料以探史实的宗旨;他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史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13)在这些论述里我们可见到傅斯年的历史语言学与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密切关系,然而它绝非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移植或化身。傅斯年仅吸收了兰克的史学的实证精神和对史料细致考辨的态度,而更多的是从德国兰克学派的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学方法论》里吸收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14)傅斯年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想的来源是较复杂的,他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之学”并非如朱家骅所说“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根据德国洪堡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15)。兰克虽然学过历史语言学,但从未将“历史和语言”熔铸为一个新词。王汎森参证西方史学界的意见认为:“历史和语言的结合是兰克学派和德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个口号却是傅斯年提出的。”(16)这个论断是较为合理的,因为傅斯年关于“历史语言”中的“历史”和“语言”的含义有其独特的理解,将二者合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更赋予它以特定的内容,由此创立了“中国历史语言之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