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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从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标志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兴起,1926年顾颉刚发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标志古史辨学派的兴起,1928年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标志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它们迄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回顾这一段学术史,不难发现三者虽旗帜不同,名称相异,但研究对象和方法却是基本相同的,在学术性质上都应属于国学研究。(44)然而傅斯年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其治学宗旨和学术活动是相矛盾的。 1916年秋,傅斯年21岁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1919年夏毕业。“国文门”即“国学门”。他在这3年中获得了国学的基本知识,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是其终身崇敬的师尊。1920年傅斯年在英国留学,于致胡适的书信里,谈到同学俞平伯自英国辍学归国之事,间接地表述了对国学的看法。他说:“(俞平伯)‘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旧文学的根柢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况且整理国故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事。受国文先生毒的人对于国故整理上定然有些隔膜的见解,不深入的考察,在教育尽变新式以后,整理国故的凭借更少。趁这倒运的时期,同这一般倒运的人,或者还可以化成一种不磨灭的大事业。”(45)傅斯年对俞平伯的归国是不赞同的,故语带嘲讽。他肯定俞平伯旧学的功底深厚,以为俞平伯此决定虽然失去吸收新知的机会,但归国却可整理国故。在大多数年轻人对整理国故无兴趣时,像俞平伯这样“倒运”的人,或者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俞平伯不久关于《红楼梦》的考证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傅斯年在这封书信里明显地表现出对国学的憎恶的态度,更倾向于接受西方近代新的科学知识。在归国后,他所开创的中国历史语言学,虽与国学名异实同,但他仍然表示反对国学,并且是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而提出的。傅斯年说:“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研究去方便些……世界中无论哪一种历史学或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46)这里他明确地表示反对“国故”这个观念。关于“国故”,胡适曾解释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47)傅斯年认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虽然研究的材料大多数是中国的,却并不限于此,研究这种学问不应当以地域或国界来区分,如研究中国的地质是属于地质学一样,研究历史语言只得用同一方法,特别是由于材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扩充,势必超越“国”的界限,弄得“不国”、“不故”。此外还因“国故”很容易与“国粹”混淆。晚清以来各地办的存古学堂和民国以来各地办的国学院,都是以弘扬国粹为宗旨的,所以傅斯年认为“国故”的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傅斯年承认国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言语、历史、民俗等题目,它们也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但历史语言学却是合力工作,专业研究,动手动脚找材料,改变“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注重新材料的发掘,采用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方法,而且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东方各国;因此它在某些方面与国学有所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