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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历史语言学派的研究方法与胡适和顾颉刚的国学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且都认为这种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理解方面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他所说的科学方法源自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它是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胡适将杜威的方法概括为五个步骤:感到疑难的存在,确定疑难之点,假设解决的种种方案,选择一个假设,对假设的证实。(33)由此他形成一种简单适用的方法,即“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34)。顾颉刚认为国学“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35)。他对科学方法具体解释说:“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实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36)傅斯年提倡的科学方法源自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派,但由于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广泛学习过多种自然科学,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从而形成更为严密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他提倡的新方法是采用西方近代的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工具,以整理史料,以为“若于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37)他所列举的自然科学都是重资料的搜集,具有历史进化特点,须考察、实验,并按合理程序进行工作的。他特别重视比较的方法,以为史料学即是比较方法的应用:“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此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38)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某个事件,当比较了各种性质的文献记载之后,便可发现矛盾、疑难、真伪等问题,从而经过科学的考证寻得历史的真实。傅斯年将文字的训诂考订作为“语言学的观点”,他认为其代表著作《性命古训辩证》便是“‘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之一法。自19世纪中叶以来,研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著书者,其出发点与结论,每属于语学”,但是他仍然主张“语言学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观点,两者同其重要”(39)。因为用文字训诂考订只可能解决个别语源与语义问题,若进一步以历史的观点考镜源流,才能使问题得到充分而圆满的解决。欧洲的兰克学派和中国的乾嘉学派都注重历史与文献的考证,追求客观真实的学术境界,傅斯年说:“最近百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是很不容易分别的。考证学发达的结果,小题大做可成上品,大题小做便不入流。”(40)这是关于考证学最重要的经验总结,即旨在解决学术上存在的狭小问题,若是宏大的问题则分别属于其他各学科了。国学与历史语言学都采用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方法,但在具体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若干狭小问题时,还得具体地运用中国传统考据学使用的方法;二者的结合而成为科学考证方法。这是20世纪初以来国学新倾向的显著特征。傅斯年与历史语言学派在其具体论著中,贯彻了“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的理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