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视角切换：政治文化史 中共党史的研究视角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单向度的，按时空编年考异固然是基本的研究功夫，但翻转问题的切入点，或许还能看到不同的史事面相。这不是有意错置时空，而是观察维度的置换。多维度观察之所以可能，完全源自于党史的史事本相的多重性。从线性维度分析中共政治结构与政治行为，切换为分析这种结构与行为的文化存在方式，或许就是观察维度变换的例证。 新文化史提示：“人们是用文化的、心理的符号或密码来理解周围的世界。而一切实践活动，不论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的，都依赖于这些文化，心理的符号或密码。”(13)中共历史变迁中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思想活动等等，尽管不能简单地全都归类于文化现象，但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在相应的文化场域发生，因而也只能在文化场域才能够被理解。习惯上人们将中共历史学看成是政治性极强的学科，从意识形态意义上看，原本无可厚非。但这只是就研究对象的政治属性而言，而不是对学科历史属性的认定，尽管这个问题常常制造混乱，让人莫衷一是。实际上，对于中共的政治结构、政治行为、政治理念等现象，一旦要理解其为何如此这般，只能将其置于历史范畴内加以考察，才可能窥见其中的演变脉络。同样是历史观察，新文化史则将上述政治现象纳入文化范畴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对党史政治现象的实证分析可以转换为一种文化表象分析，这就是党史的政治文化史研究。 政治史的文化表象通常借助象征形式、话语形式、符号形式、仪典形式等形态，来揭示政治史蕴涵的历史意义。党史的政治文化史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对直线时空中政治变迁的勾勒，或者仅仅对政治行为进行平面记录，它不是编年性的而是分析性的，是以政治表现如何被理解的角度来叙述。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关注的不是政治事件或政治人物的历史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对这种研究是不可缺少的，而是关注政治行为如何可能，它是处在怎样的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中，并且与这种语境发生了何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政治行为之外的“他者”对其施加了何种作用或影响，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在党史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中，过往鲜被涉及，现在将这些问题纳入党史研究的视野范围，正是新文化史之于党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的意蕴所在。 显然，对党史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制度史研究，它不是停留在中共政治思想或中共政治家思想的平面分析上，而是将分析重心置于中共政治实体的多重结构分析上，既考察中共政治行为的文化构成，也考察社会群体(14)对中共政治行为的文化反应，同时还考察中共政治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方式等。这种分析意味不仅是分析切入点的转换，其中的潜在意图在于位移政治行为主体与政治参与客体在历史分析中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出场至少构成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第一，社会文化语境是如何构成中共政治活动的方式？第二，史料文本是如何表达中共政治活动的历史轨迹？第三，社会政治生活是如何对中共政治活动作出意义反应？这些领域的一系列分析，只有依托政治文化的历史表征才可能被解释。对党史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删除中共政治活动史事本身的存在价值，而是试图建立在这种存在价值基础上，重点将分析出发点投向文化的历史解释功能。从这种角度看，中共的政治活动就不再是政党或政治家在政治场域单枪匹马的驰骋，政治场域中的心理期待、心智状态、思维模式、话语特征等文化表象，反倒成为表征中共政治活动的起源、运行、走向、结局等的解释要素，这些要素在新文化史意义上，重构或塑造了中共政治行为的历史面相。一旦实施了这种视角切换，就意味着党史研究进入了一种新的论述关系。 视角切换同时暗含着一种研究意识的控制机制，它只是一种历史场景的位移，而不是史事的切断，另起炉灶。因此，党史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有必要提防一种偏向，这种偏向往往抽空社会经济基础对历史解释的有效性，把文化解释当成天马行空的“独侠客”。就像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来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进行定性，尽管这种定性可以被理解为“并不是对过去的客观描述，而是将他们的价值观投射于过去”(15)，但不能因此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涵盖的社会经济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半殖民地半封建”才能够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被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政治特点。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作为一种政治术语，分析其中意义蕴涵的变化，就可以折射出中共政治革命的内在轨迹。一旦启动这种概念的分析程序，就显示“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过程被这个概念所解释，而概念解释的历史是与对应的政治、经济、社会语境相伴而行的，隐藏在概念背后的社会经济要素并不因概念解释的文化性而被抽空。 新文化史坚信通过政治文化史研究，可以揭示政治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塑造、建构政治行为的主要要素，这种历史意识在政治事件专门史的研究领域，其可行性是有史可征的。以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为例便可佐证。林·亨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主要“不是新生产方式或经济现代化的出现，而是革命政治文化的出现”(16)。亨特直接将“革命的修辞学”“革命象征形式”等文化要素作为解释法国大革命史的出发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不能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或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中得出。政治实践也不仅仅是‘下层次的’(underlying)经济与社会利益的表达。革命者通过语言、意象与日常的政治活动，致力于重新构建社会和社会关系”(17)。因此，需要分析的不是传统史学的那种二元因果解释关系，而是政治文化中的“隐蔽模式”，这种“隐蔽模式”实际上就是从“革命语言的普遍原则、革命象征物的运作，以及对仪式与体态的普遍关注”(18)等方面来分析法国大革命之史的变迁。亨特的这种史学分析确实揭示了重大政治事件的另一种历史面相。这种治史取法同样适用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承载中共政治革命史的分析，此处不遑多论。 总之，武断地拒斥社会经济的因果解释关系，显然是不明智的，但简单地给政治文化史送上缺乏解释有效性的一记闷棍，同样是欠考虑的举动。实际上，任何一种历史研究方式都是一种特殊的历史阐释模式，因而它是永远存在争议的，“它不仅永远会受到那些对其解释性语境做出不同解读的人们的挑战和修正，而且还要受到那些成功地发现新的、不同的解释性语境的人们的挑战和修正”(19)。历史解释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因此就应当放弃对解释历史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因此，当党史研究转换为一种政治文化史研究，其中诸如表象、文本、语言、经历、发明、符号、实践、微观等新文化史惯常用语，都将毫不客气地鱼贯而入。这时，党史研究是裸身介入，还是盲目抗拒？显然，简单地表态都可能引起旧有知识体系的震荡。可靠的路径恐怕理当回到党史领域，考察是否存在以资新文化史分析的对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