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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实际上是一种业已发生与正在发生统一的历史运动形式，这种历史运动形式是一种事实存在，它借助种种象征形式以显示变迁轨迹，并以这种象征形式被人们所认知。在中共的历史运动形式中，政治性运作无疑是最为显性的存在。但是，这种政治运作是通过某种象征形式得以体现，譬如政治语言、政治理想、民众心理、利益期待、交流手段等，这些形式往往隐匿于显性形式的身影之后。隐匿的象征形式不但是政治运作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构成政治运作之所以可能的要素。研究这些象征形式在政治运作中到底起了何种作用，或者说，研究这些象征形式在政治运作中的“实践”方式，对政治运作构成了怎样的助力，也就可以显示这些象征形式在历史运动形式中的意义。从新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些象征形式是政治运作的文化表象，其存在方式和变化轨迹理当成为历史分析的主体对象。 对中共政治运作的象征形式进行研究，意味的不但是被分析的历史主体位置的转换，而且也是历史研究方式的转换，但这种转换并不会改变党史研究视野中的史实性质。在中国革命史这种总体框架中，党史研究既可以在年代学范围内，将其描绘成具有长时段变迁的革命洪流，让“革命史”呈现它的意义蕴涵。同样，这种研究也可以在微观事件范围内，以个别事件的微观观察，呈现政治运作的具体实践行为。从而将“革命史”细化为一系列事件的表征。在党史领域能够用来表征革命意象的实践事件数不胜数，这些事件大多可以被新文化史的微观分析所接纳。例如，像革命年代街头政治中的示威游行，虽然与“革命洪流”相较，无疑是一种微观的事件，但它同样蕴藏着“革命史”宏大叙事的历史理念。从示威游行的角度来观察“革命史”，比起直接叙述“革命史”本身来说，恐怕更能揭示一场以“革命”名义发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的行为特征。示威游行通常是一种政治抗议，产业工人、商业职员、知识人士乃至无家可归、无业可谋的街头贫困者，都可能列队其中。这些拥挤在街头熙熙攘攘的个体匿名者，是以具体的行为方式在建构革命的政治信仰，是“在街道上书写自己的身份”(23)。呼号、诅咒、挥拳等情绪化举动同样是一种“革命”表象，它延伸了中共革命势力的政治意图。揭示这种“革命”表象的深层意义，可以对中共政治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把脉。此外，新文化史家甚至别开生面地认为：“游行也像是一种文本，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然而，游行又是一种独特的文本，与其社会背景及历史背景错综纠缠。它有着众多作者：那些将各自选择的象征带入一种合成式庆典的成千上万的游行者。即使存在任何有关该文本所蕴藏文化的普遍性意义或全面概要，那也不会是某一个作者(auteur)的设计，而是那些在所处时代的社会束缚与政治可能性之间迂回周旋的特定个人和独特群体的创造。于是，游行就使我们得以了解文化意义是如何被创造的这一历史过程。”(24)这里提示的问题是，“游行”这一实践行为本身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历史文本，而党史研究对这种历史文本进行“观看”“阅读”“释义”，就意味着进入了新文化史的学术空间。 必须指出，学界对“文本”的定义尽管不尽相同，但都不会脱离文本与符号、意义等的关系，“任何东西要想成为文本，就必须具有符号、选择、排列以及某人在一定语境中用来传达特定意义的意向”，也就是说，“一个文本就是一组用作符号的实体(entities)，这些符号在一定的语境中被作者选择、排列并赋予某种意向，以此向读者传达某种特定的意义(specific meaning)”(25)。因此，不能将文本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实物或自然存在物，文本只能在意义参与之下才能被构成。党史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建立在相关的史料上，而遗存的史料表面上看是自然存在的，但实际上史料的遗存业已经过“选择”或“排列”，为何这样遗存而不是那样遗存，本身就已蕴藏着意义，尽管这种“意义”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储存”。因而，史料是一个巨大的文本存在，对史料文本进行研究(不是借史料进行其他研究)，也可以建构党史的存在方式。就如一座革命纪念馆，它是一种巨型文本，其中储藏着大量的中共历史符号。一顶红军的斗笠，一双无名战士的草鞋，一封烈士的遗书等，它们被“排列”在纪念馆某个合适的地方，诉说着曾经发生过的腥风血雨，它们甚至蕴涵着供参观者想象的空间。这种文本既是一种实物遗存，也是一种意义表征符号。分析这些历史符号蕴涵的革命历程及其意义，实际上是在建构一段革命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