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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到党史研究的实践场域 对于党史研究来说，进入新文化史的分析疆域，无疑是一次历史时空的“陌生体验”(20)。这种“陌生体验”带来的是党史研究方式的一次文化转向，而转向意味着党史研究出发点的位移，文化被询问为历史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去塑造或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关系结构。党史研究为此要开启搜寻问题的屏幕，去展开一系列的文化“侦探”，而“侦探”的对象，按新文化史的分析惯例，就是党史领域的“实践”行为和“表象”形式。 “实践”是新文化史的一个理论口号，但这里的“实践”不是通常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语式中的“实践”，而是特指历史过程中可感触可识别的具体行为，就如研究某种理论发展史，所要研究的并不是这种理论本身的发展历史，而是研究这种理论的具体生产、扩散、接受等行为过程的历史。因此，所谓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此前提及的“经历”。当人们探求中共的民主思想变迁时，通常的阐释模式是以政治文件或政治理论家们的核心思想来阐述民主思想或制度的发展，但按“实践”的要求，则应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借助人们具体的各种民主生活体验，重构一系列民主活动的史事场景，以显示民主之于政治生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从新文化史的角度看，只有考察人们如何具体参与民主的“经历”，才能显示民主内涵意义是如何干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 “实践”向度将使党史研究改变对研究对象的处理方式。党史领域储存着大量的尚未被发掘的“实践”史实，这些史实都隐藏着事实行为主体的感悟、体验、参与、思考等的具体“经历”。譬如当人们自信是站在分析制高点审视中国革命时，“革命”被种种波澜壮阔的运动形式所描述，似乎中共的革命历程唯有如此才能被观察。然而，当“实践”的观念一旦闯入，新的历史想象可以不邀而至，径直入席而娓娓叙述“革命”的种种面相：它可能是一个革命者的“革命”个体“经历”，可能是人们面对“革命”而产生的反应过程，可能是“革命”符号左右人们的潜在认知，也可能是“革命”被语言表达时的意义生产过程，等等。诸如此类的历史理解所产生的事实效果，恐怕不是“波澜壮阔”的描述所能体现，其中的历史意味当然是别样的，但它依旧可以达到“万宗归流”的目的，只不过是从不同侧面说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故事”。 在中共党史领域，相当部分的历史“故事”被表象所包裹，而表象隐藏的意义以及表象本身的解释功能，则是观察历史的又一门径。“表象”是新文化史的另一理论口号。一场会议是一件不可否认的史实，而对会议的反应则是会议的表象；一份经济统计数据反映的可能是经济变化的轨迹，而促成或代表这种“轨迹”形成的价值、话语、意义、特征等要素则是这种经济变化的表象。历史的事实存在是简单明了的，但历史表象就让人感到捉摸不定。有论者认为：“所谓表象即指人们由对现实存在实体的感知而形成的形象。”(21)表象只能是实践的表象，表象本身具有独立存在的资格。当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出现以及与中共的阶级基础的关系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肯定被看成是一种历史实践实体，而构成这个实体的诸种要素，如出身、职业、教养以及政治觉悟等就是这个实体的表象，这些要素原本就独立存在着。对这些表象进行单独的或分类的分析，以显示促成中共阶级基础形成的构成要素的不同来源。但是，不会因为谈论表象而丧失实体本身存在的可靠性。无论如何，党史表象的解释功能是积极的，“当表象形成后，正是这种表象体系调整着人们的实践，影响、决定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评判，同时，把自己的感知和意义赋予其实体，在这一能动的过程中再生产着实体。因此，表象不是被动地被感知，而是具有独立和能动的作用，是一种可以将实体赋予其意义的实践”(22)。在某种意义上说，党史实践生产了党史表象，而党史表象也同样塑造了党史实践。 党史领域中的实践与表象，尽管在促成历史变迁上的功能不同，但就存在方式而言都是一种历史“事实”，只不过在认识视域中被不同角度“观看”，以至于造成既成幻象，似乎两者存在的差异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厘清这种观念上的无意识，有利于重新认知党史领域“历史现场”的存在方式。实际上，“历史现场”在最化约的层面上，无疑可以被看成是实践与表象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一旦成为研究对象，就意味着进入了实践史或表象史的研究领域。至于实践史或表象史的哪一种分析功能成为解释历史的“主攻手”，只能取决于历史解释的需要。党史研究拓展历史实践史或表象史的分析疆域，其可能性源自党史实践与表象的“事实”存在。实践史或表象史研究之于党史研究而言，并不是在中共历史画面随意溢出一笔，而是意在提升党史研究的历史观察视野，型塑中共历史多重结构的完整风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