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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尽管有上述不确定性,新民主主义政纲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里还是得到了实行。首先体现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和《共同纲领》的制定上。1948年5月,中共兑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向各民主党派发出协商建国的号召,随即加紧了争取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到解放区来的统战工作。当年9月到次年3月,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经秘密交通被接到西柏坡或哈尔滨。1949年6月,民主人士陆续随中共领导机关移至北平。在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和协商人事等议程中,中共领导人表现出相当开放的态度,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一些资望很高的民主人士礼遇有加,给一些亲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党派共14个。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11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单列为一派。非中共人士在全体代表中占56%,在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占有3位(宋庆龄、李济深、张澜),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占有2位(郭沫若、黄炎培),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约占半数;在政务院下属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5人,担任副职的42人,在15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党外人士出任。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规定“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受邀参会的民主党派之齐全,党外人士任职之多,的确使新中国第一届政府有了“联合政府”的色彩。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30)。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早些时候,有些民主人士提出,要整合出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意在建立“反对派”。这种主张遭到毛泽东明确反对。毛泽东告诫民主党派:“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31)。从“领导权”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多大区别。1949年1月,毛泽东就向秘密来华的米高扬交了底,他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2) 新民主主义政纲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领域。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1)发展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2)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3)帮助农民发展互助合作,避免大批农民破产和两极分化。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实质就是两条: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一是利用市场交易。虽然强调加强经济的计划性,但还没有考虑计划完全替代市场;虽然估计到会有冲突和矛盾,但可以在新民主主义范畴内解决,而不是用即刻消灭私有产权来解决。联想到之前俄国十月革命后走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弯路,以及之后红色高棉推行消灭商品、货币等极左政策招致败亡的教训,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念和政纲,对于中共来说是一种幸运,至少抑制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这种思想在以农民出身为主体的中共党内有广泛的基础,并且不断地冒出来。其表现是:在农村工作中,流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的思想;在城市接管中,出现了平分工商业的思想。这对于即将接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从1947年底起,毛泽东连发党内指示,纠正这种“左”的倾向。1948年7月27日,新华社信箱《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批评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平分工商业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问答》强调,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33) 1949年初,随着接管城市越来越多,保护工商业显得尤为迫切,亟须“自由资产阶级”的参与和帮助(34)。当时,私人工商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人工业总值占全国63.2%,职工人数占全国54.6%;私营商业占比重更在80%以上,从业人员达662万人。保障市场和稳定就业离不开私人工商业的复工。然而,民族资本家在政权更替之际惶惶然。他们中的多数对蒋介石政府彻底失望,不愿跟随国民党到台湾,也不想“流落海外作白华”,大部分人选择把企业、资财、人员留在了大陆,但对共产党心存疑惧,担心“共产”,害怕被“消灭”,“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在共产党进城之际,有的撤走资金、隐匿财产、转移设备,有的跑去香港甚至远走欧美,多数则消极观望。中共接管干部又以“少与资产阶级接近”为戒,进城以后长期避见资本家(35)。工人中有效法“耕者有其田”而要求“工者有其厂”的激进倾向,出现了清算斗争资本家的现象,增加了资本家的怀疑和恐惧,“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36)。许多私人厂商关门歇业。据华北局报告,天津解放之初,“私人企业开工率不足30%,由于开工不足,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 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就是受毛泽东之托去“稳住工商界”,让私人企业尽快复工。刘少奇到天津后,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一方面,克服干部和工人中的“左”倾情绪,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刘少奇认为,除了要解决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以外,还要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沟通,也就是要解决市场问题。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把它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句话,后称为“四面八方”政策。 刘少奇在天津作了许多讲话,后来引起争议的是关于“剥削有功”的说法。针对资本家怕称自己是“资本家”,怕听“剥削”二字。刘少奇说,剥削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100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37)刘少奇的讲话的确“稳住了”天津资本家,也在其他城市起了作用。例如,陈毅就是采用类似的办法稳住了上海资本家,甚至吸引了一些已经出走的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味精大王”吴蕴初等重返上海。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刘少奇的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38)。 然而,刘少奇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有利”的说法,对于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听起来很刺耳。先是受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非议,然后有资料说,毛泽东看到讲话记录时,不满“形于颜色”(39)。毛泽东本人认同刘少奇在天津的工作及其提出的政策(40),但对刘少奇的一些说法很不以为然。5月,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私下谈话时明确讲,今后“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41)。这与刘少奇的说法分歧明显。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刘少奇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毛泽东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虽然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心任务”就是“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的意思是,发展生产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 不过,毛泽东这时并没想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社会主义前途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但这个前途是毛泽东多次公开亮明了的,在各阶层包括民主人士心里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他们是向往还是恐惧(42)。1949年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曾有民主人士主张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周恩来解释说: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大家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43)据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44)这些交谈并不说明民主人士比中共领导人更向往社会主义,但是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前途在各阶层包括民主党派中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中共领导人不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其用意在稳定人心,避免“强迫于人”;同时,也为避免在执行当前政策时出现混乱。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反而使随时结束新民主主义少了法律上的掣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