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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政策之间的张力 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存废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意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各级领导层,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想法有相当的基础。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尽管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的必要性讲了不少,并见诸重要文献,但是许多共产党干部仍然难以理解新民主主义何以必需。正如周恩来所说,一些同志“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总是想“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45)。这种紧张关系在城乡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1949年下半年,中共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开始了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这次斗争被看作同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较量,投机资本受到致命打击。按中共的理论,商业投机资本有害而无益;《共同纲领》也明文规定“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然而,这次斗争伤及整个私人工商业,导致市场萧条、商品滞销、开工不足、失业增加。1950年1月至4月,14个大城市倒闭工厂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商店9347家,全国约有100万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46)。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中央报告,三四月份上海人心浮动,市面上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事件(47)。 此时,党内不少人产生了趁势消灭资本主义的情绪,希望通过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挤掉私人资本主义,把资本家要停工的工厂接收过来。1950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不少人在发言中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更有人认为,革命既已胜利,民主党派任务已了,已无存在的必要性。(48)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对党内急躁情绪加以平息。同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调整工商业。通过为私商让出一定市场份额、扩大国家收购和加工订货、调整税负等措施,帮助私人工商企业渡过难关。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49)不过,毛泽东是从策略上提出问题的。当时,大陆战事基本结束,但西藏、台湾尚待解放,外部威胁仍然严峻;3.1亿人口的土改尚未开展;尤其是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经济恢复起来尚待时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以避免“树敌太多”“全国紧张”(50)。当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说,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安抚党外人士说,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社会主义一关就将容易过去。(51)1951年5月7日,刘少奇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早讲了十多年。”(52)5月13日,他又说:现在工业只占10%,要发展到40%至50%,哪怕你跑得再快,总还要10年、20年(53)。截至1951年,在新民主主义存在的时间估计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仍是一致的,至少从言论上看是这样。 然而,在另一个领域,即农村合作化问题上,首先出现了分歧。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农村分两块:一块是老区,土改已经多年;一块是新区,土改尚未开展。关于新区土改,1950年6月30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经济上保存富农、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此前,3月12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中,说明了保存富农经济的五个理由,即保存农村较高的生产力,减少土改阻力,消除中农疑虑,避免社会动荡,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等。显然,这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出身农民的干部并不理解,甚至抵触,贫雇农因其土地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失望。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秘书长杜润生都有报告,认为南方地少人多,光地主土地不够分,不动富农,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他们的办法是拔高成分,将富农甚至富裕中农定为地主,加以打击。(54) 真正的难题在老区。各级领导机构无不关注土改后出现的新的分化现象。与此相联系,在是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租佃、是否允许自由借贷和雇工,即所谓“四大自由”问题上面临选择。如果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就应当容忍农村中“四大自由”及一定程度的分化,因为这对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的。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各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曾先后颁发布告,允许在农村中实行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政策,以适应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55)。其实,在1948年7月那篇《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就已经预料到分化的趋势。当时,认为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不是可怕的”,“有其一定的进步性”。甚至批评说:“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56)然而,写在纸面上是一回事,直接面对现实选择时是另一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