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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年的资料,所谓老区农民的分化,大量的是“中农化”而不是“富农化”。多数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雇工经营的新富农已经出现,但是数量不多。这本来正是土改的成果,反映经济的发展,兑现共产党对于农民的承诺。然而,领导机关不是欣喜,反而忧心忡忡。他们担忧什么呢?他们担忧的,不在于产生了多少新富农,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方向以及给农民思想带来的变化,即形成“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担心消灭了一个封建主义,却带来一个资本主义,认为这种分化正好验证了列宁“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 从各地调查材料看,土改后,确有一些贫苦农民因缺乏劳力、农具和资金而有寻求互助合作的要求,不过这与“农业合作化积极性”还不是一回事。而新中农普遍地倾向于单干、个人发家致富,并不要求互助合作,甚至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57)。这使党内一些人担心,如果农民尝到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甜头,“习惯了新民主主义秩序”,就不想社会主义了。他们尤其担心的是,如果多数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个人发家致富了,将失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力量,甚至失去共产党对广大农民的领导权。老区的报告都反映农村党员干部思想“退坡”的情况,许多人“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顾个人发财致富,而不顾国家利益”。不少党员直接提出退党、脱党的要求。当时,《新湖南报》发起对农民李四喜“半截子革命”思想的讨论(58),就表露出中共党内的这种担忧。这使一些干部产生了“趁热打铁”的想法,即趁农民分得土地后对共产党的热情还未消失,紧接着就组织合作社;而组织起来,也可以为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提供新的上升动力,避免政治上的离心倾向。党内这种倾向,正契合毛泽东本人的想法,他后来反复说,要不断革命,趁穷过渡,富了就不好办了。 这种想法是不是违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呢?有这种想法的人认为,不但不违背,反而正是七届二中全会指明的方向。我们看到,从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到《共同纲领》,关于农村政策都是讲两句话:一是尊重现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扶助其发展经济;二是不放任自流,引导农民向合作化方向发展。这就使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主张积极组织合作社的与不赞成急于组织合作社的,都能从七届二中全会找到根据。 分歧首先在两个老区出现,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山西。1949年12月,在东北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围绕如何对待新富农,是否允许党员雇工、放高利贷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持坚决否定态度,会议决议提出: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1950年1月,张秀山带着这个决议进京向中央请示汇报,中组部正式复函东北局,不同意东北局的意见,认为“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59)刘少奇赞同中组部的意见,他在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谈话时说,有人主张通过变工互助发展成集体农庄,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不要限制富农发展,雇工、单干应当放任自流。变成富农的党员怎么办的问题提得早了,将来东北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60)据资料说,高岗拿到中组部复函和刘少奇谈话,在北京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