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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于光远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次谈话,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不要再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这次谈话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可以说从根本上就被放弃了。”(71)但这还只是农业一个领域的变化。1951年12月15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还有“对于富农经济,也还是让它发展”的文字,基本精神是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保存富农经济与发展互助合作并举,全面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想法还没有形成。 1951年底1952年初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无疑是影响新民主主义存废的重要事件。这场运动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了两个认识:一是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二是强化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印象。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巨大贪污案的报告,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认为出现了“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72)。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没想到这种情况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他决定在全党发动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把它“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73)。开始主要还从思想影响角度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然而,不断揭发出来的情况表明,许多贪污分子与资本家的贿赂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惊呼“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74)!同时,发现资本家还存在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1952年初,紧接着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 联想到今天中国大量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不难理解当年“混合经济”制度下存在钱权交易的空间,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也符合资本“逐利”的本质。不过,当年革命道德和阶级斗争观念发挥着很强的自律作用,干部的贪污腐化被严重地夸大了。对资产阶级“五毒”的估计也过于严重了,造成许多私人工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税收大幅度下降(75)。毛泽东对“出拳过重”、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所校正,在“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之后,放宽了对大部分资本家的经济处罚。但这场运动使毛泽东下定了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1952年6月,他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份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76)这个批示预示民族资产阶级将被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首次透露出毛泽东“从现在起”进行转变的想法。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77)与会16人一致赞同。不过,毛泽东的这个新设想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事关重大,毛泽东开始相当慎重,觉得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会后,刘少奇受毛泽东之托,带着中共的新设想赴莫斯科,斯大林肯定了中共的设想,无疑是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支持。从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看,党内虽然对10年到15年完成过渡达成了一致,但对过渡方式的考虑还没有成形。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一个“挤”字,就是通过加快发展国营经济,使私人资本主义比重日益减少,当然在绝对量上还会有发展。10年后,当私人资本主义不到10%,而且不能独立经营,必须依赖国家之时,就可以不费力地把它收归国家经营了。 对于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心里已经有底。1952年2月15日,他得知河北邢台县已有87%的农户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合作社建社当年即实现了粮食增产,支持了他早先的判断。他说:“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78)。他认为中国发展农业生产可以不依靠富农,而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79)。不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式毛泽东还没有定见。他并不担心资产阶级反抗,所关心的是有没有办法在对其改造的过程中保持稳定增长。毕竟私人企业仍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80)和880余万人的就业场所(81),“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82)。1953年5月,李维汉赴上海等地调查,由此形成的报告,帮助毛泽东找到了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那就是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在东北老解放区出现,被确定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包括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是国家对私人企业加工订货,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最初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私人工商业解决经营困难。此时发现,这种形式大大增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控制力,正是引导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有效形式。由此,毛泽东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在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完整地表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就已经消失了。毛泽东还批评了三个提法:一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是确保私有财产。(83)随后他又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和“四大自由”。其实,这些口号和政策都是依据新民主主义的政纲而提出和制定的。这说明总路线的提法确实是一个重大转变,党内许多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重要领导人也没有完全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起初的想法,是对私人工业和私人商业将采取不同的改造办法。对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把店员接收过来,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84)。但他很快意识到,私人商业的数量很大,有180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500万户,1000万人(85),“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进而明确私人商业也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如允许其从国营商业批发商品维持经营等,最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