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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供应之乱：粮食紧张中的“统销补课” “统销补课”和“三定”虽正式出现于中央的三月指示，实际上在2月初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已开始酝酿。李先念的会议报告，就提出了进行“统销补课”的要求。(12)但由于此时全国范围内的粮食问题尚未显现，加之中央的粮食工作重点又在推动购销制度化，(13)因此“统销补课”未受重视。 但如华南分局的报告所言，广东的粮食紧张在“购粮运动后期”已经出现，因此相较全国，广东更早进入了统销环节。只是由于此时中央对“统销补课”的做法和目的都未详言，广东的粮食统销重点仍以增加供应来缓解农村紧张。华南分局粮食指挥部不仅在1955年1月13日表扬了大埔县合理供应的做法，(14)还于18日批评了英德保留机动粮、缩小供应量的行为。(15)为了保障基层能扩大供应，一、二两个月分局先后增加供应指标25548万斤和10000万斤。(16)这种应对办法，也符合分局“压缩库存”的要求。虽然此后中央给分局的批复要求纠正不该供而供的乱象，(17)但就在批复当天，分局仍认为广东粮食紧张的实质是农民口粮被购，统销时又因工作不摸底，“怕把粮食发下去，再有缺粮户就无法解决，也有的是对缺粮户越摸越多，更不敢把粮食发下去”。(18)此时分局虽未再提增加指标，但从其对各地粮食“供应过紧”行为的批评，足见这时的考虑仍是增加供应。 中央三月指示将二月财经会议酝酿的“统销补课”正式提出，并且明确“补课”重点是“保证本年销量不被最后突破”。华南分局3月4日贯彻“统销补课”的紧急指示，思路已有调整，批评各地统销态度不认真，并明确供应指标不再增加。(19)3月10日分局又发文要求各地将统销量控制在指标范围内。(20)17日的第二份紧急指示，在重申指标无法增加的同时，开始将粮食问题的出现归结于统销中的放任自流、超销严重。(21)既然认定粮食紧张源于超销，统销思路的调整自在情理之中，“供应偏宽”开始成为批评重点。按照分局的新要求，非灾区供应只能以“适量”为准，灾区也只是做到“饿不死”(22)即可。 在中央的认识中，粮食紧张的原因是供应之乱，“补课”的目的就是解决此问题。为贯彻中央意图，华南分局在要求压缩供应后，又在3月24日提出清退过去不该进行的统销，动员多买者卖回给国家或缺粮户。(23)4月21日吴汉杰汇报南雄县的统销时，就提及了五区五洲乡八联组在互助组长张国华带动下退出2100多斤粮食，并据此认为“四个联组也能退出8000斤”。(24)实际上中央指示虽指出了统销有问题，但“补课”的安排并非要追溯既往，华南分局的做法显然更为激进。不过类似行为并不限于广东，河南许昌就强迫农民自报退粮，甚至采用“包打余粮户”的办法，分工包干，轮流围攻。(25)山西汾阳县也提出二次统购，对此李先念虽认为这一做法不如发动群众合理压缩销量，但仍强调“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是可行的”。(26) 中央三月指示被视为“三定”政策出台的专门文件，(27)指示下发后各地粮食工作的重点多以贯彻“三定”为主，“统销补课”并未普遍展开。3月15日中央给山西省委粮食购销的批示，仍是以规范购粮行为为重。(28)1956年2月的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发言也提到，“一九五五年二月财经会议上，我们也没有坚持统销补课。”(29)当然并非所有省份都未坚持“补课”，中央4月1日就批转了江苏省委“统销补课”的紧急指示。(30)广东也因自身粮食问题的严重，主要精力都用于“统销补课”。(31)但“补课”的贯彻不仅未能缓解灾情，粮食超销状况也未扭转。直至4月4日，华南分局的一份文件仍称，粮食超销的情况未见丝毫好转。(32)不仅广东如此，全国农村的粮食紧张状况也都未因“补课”而缓解。中央4月5日的《关于各地应采取有效措施以杜绝因缺粮自杀事件的指示》就透露，不少省份发生农民和城镇贫苦市民缺粮自杀的情况。(33)河南开封甚至因“粮食问题发生骚乱事件”。(34) 为扭转超销局面，4月之后华南分局开始将“补课”重点放在了供应调整上。至于具体办法，首先是用各级现有机动粮解决缺粮户的困难。如果此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再用余粮户调整的办法。不过对余粮户的调整，分局显得相当谨慎。只是要求“不合理的户”“让出一些购粮数字”，最好“少调整一些户为好”。(35)不过由于“补课”的目的是压缩销量，所以调整的结果只能是减而不增。如4月20日分局生产指挥部就批评了茂名十六区“只注意调整不注意超销”的情形，(36)而东莞塘夏要求增加指标、南雄五区胡竹乡修改分配指标的做法也都被批为“供应不合理”。(37)在吴汉杰看来，上述行为都是“片面群众观点和右倾情绪”，忘记了“统销补课”的实质是“在原有数字上进行调整”。(38)至此，广东的“统销补课”终于跟上了中央节奏，明确了“补课”要求是销量不增情况下的内部调整。 如何在不增加指标的情况下解决供应紧张问题，华南分局的办法是多购退粮和余粮户调整。虽然上述做法在李先念看来有可能引发混乱，(39)却得到了中央认可。中央4月24日发出的《关于加强粮食统销补课工作的指示》，不仅批评了有些地方“日益扩大销量的趋势”，更对山西汾阳动员余粮户二次卖粮的做法表示了肯定。(40)4月28日国务院和中央联合发出的《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就提出“有些过去多买了现在有条件退出的，也可以斟酌情况经过说服教育令其退出一部，以调剂缺粮户的供应”。(41)虽然中央5月11日给河南省委的批复要求不应采用斗争方式强迫农民退出多买粮食，建议采取耐心教育的方式使买粮者自愿退回。(42)不过，承受“补课”压力的基层往往很难把握“耐心教育”与斗争的界限。据陈国栋事后所言，28日指示提出的“整顿统销”，就是以“动员全党，发动群众”的办法解决前期“统销补课”的无效，(43)是对地方严控销量的再次施压。 实际上华南分局的多购退粮3月底就已提出，但超销之势并未扭转。因此4月中旬实施余粮户调整时，分局将此前的按季供应改为按月供应，以“加强行政管理”。(44)新办法虽缓解了月度超销，却引起了不满。省财粮贸办公室5月9日指出，农民因“购粮限制太死”把毛主席和朱副主席的相片取下来撕毁。(45)比不满更严重的是，新办法实施后因无法提前购粮，缺粮者难以维持生计，以致中央严令杜绝的死人问题再次出现。“4月18日至25日与粮食有关死了8人，其中因买不到米自杀5人，没饭吃病死饿死3人。”(46)尽管中央和分局不断强调“补课”的目的是控制超销，但在“死人”和“超销”的选择中，基层的做法多是放任“超销”。也因如此，5月30日省粮食厅发现有些县已将六月指标销完，其中化县、吴川、博罗、高明、鹤山等县4月底就销了上半年指标的90％以上，雷东全部销完后还多卖了十多万斤大米。(47)严重的超销意味着，如果指标不增加，上述各县5、6两个月将无粮可售，农民生活无以为继。 尽管中央和华南分局反复强调指标不增，基层的严重超销还是使分局不得不在5月12日增加指标1亿6000万斤，以“使五六两月份销售指标不因各地以前大超销而压低”。(48)虽然指标增加，粮情紧张和超销问题仍未彻底扭转，6月4日粤中区党委书记耿如云在县书联席会议上透露，粤中区5月仍超销700余万斤。(49)不过就全省而言，指标增加和夏收的到来，还是让紧张的粮情在6月后有所缓解。虽然“个别地区自杀和包围粮站现象”仍不断发生，(50)但在陶铸看来已“较三、四月份有所缓和”。(51)从全国来看，连续的“统销补课”也使农村粮食销量上升的趋势有所减缓，以致中央决定此后的工作重点是从制度上避免类似情形再度出现。(52)8月3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下称八月指示)，正是这一要求的结果。 中央八月指示在回顾春季粮食统销时，特别提到了四月底“整顿统销”后的粮情变化。“一九五五年五月份，全国粮食销量下降为八十三点五亿斤，比四月份销量减少十二点三亿斤，而按历年的情况，五月份的销量应该是全年最高的一月；六月份销量继续降为六十三亿斤，比一九五四年同期的六十九亿斤减少了约十分之一。”(53)回顾所见的1955年5月粮食销量甚至低于常年，广东亦如此。省财粮贸办公室7月4日的简报显示，广东1月销售实绩28757万斤、2月35165万、3月50278万斤、4月51138万斤、5月47427万斤、6月48423万斤，(54)5月同样是个转折点。而据中央指示所言，历年5月都是粮食销售最高峰，1955年的不升反降只能归功于不断强化的“统销补课”。问题是3月初就开始的“统销补课”为何迟至5月才见效?从历年5月的粮食销售情况判断转折的发生不是荒情缓解的自然结果，而是执行力的强化。对此陈国栋说得十分清楚，“到三月份，销量逐旬增多，同时，有的地方已闹粮食供应的风潮，这才引起我们的警惕，从算大帐中我们看到不应该销的粮食多销了的情况，但是，我们没有作阶级分析，究竟闹供应的是那些人，所以我们还是提出‘统销补课’。后来中央决定‘整顿统销’。动员全党，发动群众，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55)在陈国栋看来，5月粮食销量下降的主因并非“统销补课”而是“整顿统销”，二者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阶级分析”和“发动群众”。由此来看，虽然中央仍将整顿后的行为概称“补课”，但转折却非简单的“补课”之效，全赖“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