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荒情难止：“统销补课”的实践效果 根据华南分局的报告，1955年的广东粮食问题从上年12月的“购粮运动后期”就已出现。分局1954年底的调查也发现，英德县镇南、鱼咀两乡供应面达到百分之九十三，粤北有的乡统销面更达百分之百。(82)为此，肇庆新兴县委1954年12月27日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要求干部“一定要保持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能因为搞征购出现饿死人”，(83)间接反映了征购后的粮食问题。 为摸清粮荒实情，1955年1月，华南分局派古大存、赵紫阳等人到惠阳、中山等十县调查，调查发现除梅县外的其他各县都有粮食紧张问题。(84)广东省粮食指挥部1月8日的通报显示，粤北英德的镇南、鱼咀两乡，统销后仍存在严重的粮食问题，其中镇南乡一组24户中除3户仍有550斤粮食外，其余各户都缺粮，统销后户均口粮只有4两。(85)进入2月后，荒情进一步扩大。截至2月17日，粤东陆丰县第八区297户、1204人断粮，另有697户即将断粮。仅此一区“要求卖小孩的10户，要求出外讨饭的8户，卖耕牛的81户”。(86)相较粤北和粤东，粤西情况更显严重，2月就有了饿肿、死亡甚至自杀之事。吴川、雷东、遂溪、电白、茂名、廉江、海康、化县、开平九县29区8乡，合计断粮14000多户，3.3万余人。仅吴川、电白、开平三县就有44人“饿肿”，茂名“因饿病而死农民3人，饿死地主1人，因食木薯中毒死3人”，吴川、化县、恩平、茂名四县更有7人“因饿自杀”。在广东省人委看来，类似情形全省皆然。“全省必须救济的灾民约17万人。估计春夏荒期间全省必须救济的灾民约六十万至九十万人。”(87) 3月后的粮食问题虽引起中央瞩目，广东的荒情并未缓解。作为主要产粮区，粤中在华南分局的报告中形势尤重，荒情发展亦确如此。3月16日的粤中区党委报告指出，三水、云浮、怀集、新会、高明、珠海等县初步统计断粮户为2570户，平均每乡40余户。增城一县截至3月8日的不完全统计，绝粮或接近绝粮的就有1223户，2979人。虽未发生饿死事件，但因饿自杀8人，死了7人。(88)粤北的荒情也在3月继续发展，3月上旬全区断粮3万余户。断粮引发的死亡事件开始出现，从3月初至4月13日，全区共发生15宗自杀(死8人)、2宗饿死人事件。(89) 从3月后的荒情发展看，“统销补课”确实未能解决粮食问题，实践效果并不理想。4月5日中央所发《关于各地应采取有效措施以杜绝因缺粮自杀事件的指示》显示，“不少省份发生农民和城镇贫苦市民缺粮自杀的情况”，(90)表明“补课”未能缓解粮荒。由于新指示仍将缺粮归于各地“不努力克服粮食统销工作中极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很难阻止荒情蔓延和缺粮自杀事件的发生。广东的粤北即如此。粤北区党委5月4日向分局的荒情汇报显示，全区有重灾区24个，重灾乡286个，轻灾乡155个，断粮户38768户，共计11万人。而3月上旬全区断粮户数是3万多户。和3月相比，虽然断粮户未显著增加，但自杀人数在中央严令杜绝后仍攀升的现实，表明荒情更趋严重。全区至4月13日发生自杀事件15起(死8人)，5月4日升至26起，另有14人企图自杀。此外，截至4月13日，全区发生卖小孩事件47起，5月4日的11县统计就有75起，尚不含外送16起。(91)荒情的发展不仅在粤北。粤西信宜的一、四两区，4月18日至25日的一周时间内，也因缺粮自杀5人，饿死3人。(92) 据广东财粮贸办公室的事后统计，“整顿统销”后的5月是广东粮食销售的转折点，当月销售47427万斤相比4月的51138万斤减少了3711万斤，降幅达7.25％。但粮食销量的下降和荒情缓解并不同步。耿如云6月4日在粤中区县书联席会议上透露，截至5月底粤中“农村党群关系仍极为紧张”，个别地区仍“因统销工作没有搞好，而出现自杀现象”。增城三区的刘华昭因指标购完买不到米跳井自杀；八区联安乡的江超春也因减少供应上吊自杀。此外，包围粮站和区乡政府、殴打干部的事件不断发生。顺德三区西海一农民借口粮站短秤五两，发动六七百人包围粮站和乡政府；封开二区大王口乡，甚至十多人带刀包围乡政府。在上述形势下，耿如云改变了中央和分局对粮食问题的定性，认为“农村中叫喊吵闹不满的，确实有些是真正缺粮的贫困农户”。(93)从粤中区的情况看，“整顿统销”不仅没有带来荒情缓解，反因粮食销量下降而使荒情蔓延，以致刘华昭和江超春都因指标控制而自杀，粤东澄海县三区的周国成也因买不到粮而自杀。(94)这说明，至少在广东地区，粮食销量的下降并不是荒情缓解的结果，而是更趋严厉的统销控制使然。也因为如此，直至6、7两月，广东粮荒仍未根本缓解。 6月15日省财粮贸办公室的通报指出，“个别地区自杀和包围粮站现象不断发生，农民日夜排队买粮的现象还较普遍”，(95)如粤西茂名6月上旬仍饿死18人。(96)相较茂名，高要七区的情况更为严重，甚至发生群体死亡事件。粤中区党委8月13日报告指出，高要七区“因度荒死亡群众×××人(其中直接因饥饿发生水肿而致死的×××人，其他与荒情有关而死亡的×××人)。饿肿最多时达××××人，逃荒去广州、佛山等地的有××××人，变卖家私、衣服、农具、耕牛者甚多。最严重的幕村一天死四个人”。(97)虽然报告中的死亡人数均被省略，但从省略位数看至少在百人以上。《肇庆党史大事记》印证了上述判断，据其透露1955年“4月至7月，高要县白土区发生一宗群众非正常死亡事件，死亡人数高达276人”。(98)高要县群体死亡事件虽属个例，但各地零星死亡始终未能杜绝。新兴县委10月20日的《关于春夏荒中群众死亡情况通报》指出，4月至7月底，全县因饥荒致死9人，其中饿死3人、自杀2人，缺粮病亡4人。(99)吴川春、夏荒期间，同样饿肿40人，破产、度荒53人，饿死4人。(100) 从春荒至夏荒，直至7月仍不时发生缺粮自杀事件，表明无论“统销补课”还是“整顿统销”都未带来荒情的缓解，其他省区同样有类似情形。7月6日《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印的《人民日报情况》仍有关于山西和顺、昔阳缺粮情况的反映，“由于缺粮十分严重，不少农民放弃了生产，成群结队到外地投亲找事或行乞”。(101)这些都和绝大多数叫喊者属假缺粮的判断相左。实际上，5月份的粮食销量下降，中央亦觉得有异常年，只不过将其视为缺粮假象的佐证。而从广东的情况看，5月份的销量下降非但无法印证缺粮有假，更因政治压力下的压缩供应而扩大了荒情，以致自杀之势难以扭转。早在3月17日，华南分局给出的灾区供应标准就是“饿不死”，(102)5月9日省财粮贸办公室再次强调要在防止“饿死人”情况下保证不超过新指标。(103)由此判断，5月开始的销量下降并不反映荒情实况，而是全赖“整顿统销”后的供应标准降低，对此省粮食厅的总结相当直接：“农村粮食供应紧张情况，经过四月份全省的统销补课工作，加强供应管理，现在一般算是平定下来了，销量基本上沿着计划指标轨道上前进。”(104) 1955年春的农村情况紧张，反映在广东的主要是粮食问题。不过在粮食问题产生原因的认识上，中央和华南分局分歧明显。分局将广东粮食紧张主要归咎于征购任务过重并作出增加供应的决定，但在中央看来，粮食问题的产生主要还是“不该供应的供应了”，并据此提出了“统销补课”的应对之策。 在中央明确提出以“统销补课”应对粮荒后，华南分局在严控销量的要求下，逐渐在“补课”中强化了指标控制的内容。然而实际存在的荒情蔓延，又使粮食销量始终难以控制，超销逐月加重。在荒情发展和严重超销的矛盾中，分局最终选择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控制销量。与此同时，全国层面的粮食超销，也使中央在4月初开始检讨实施月余的“统销补课”，不仅提出了“群众争论”办法，更将粮食问题的产生从最初的“供应之乱”引申到阶级敌人的“煽动挑拨”，为4月底更加严厉的“整顿统销”政策出台作了铺垫。相较3月的“统销补课”，4月底的“整顿统销”给各地带来了强烈的政治压力。在“整顿统销”中，中央将此前粮食工作的不力归咎于地方工作人员有“错误的想法”，“简单从事、放任自流”的结果，并以各地经验说明，只要做好整顿统销的“补课”工作，“紧张的情况就马上可以缓和”。(105)在中央的认识中，粮食销量的受控与否，关键在地方态度，只要认真负责，销量下降是自然之事，反之如果销量无法控制，那么地方态度就会被归入“简单从事、放任自流”之列。如此，各地只能想尽办法压缩供应。 在中央的严令下，全国粮食超销之势不仅在5月得以扭转，甚至出现低于常年的状况，这更坚定了中央对粮食紧张主要是“绝大多数人”叫喊和地方应对失策的判断。但从广东的情况看，虽然5月超销形势得以扭转，荒情却并未缓解，为此分局不得不增拨指标。实际从3月开始，广东粮食工作的重点都是“统销补课”，以致延误了“三定”落实，用力不可谓不深。即使如此，粮食销售仍然只在5月指标增加的基础上得以扭转，因饿致死6、7两月仍有发生，这些都说明广东粮食问题不是“叫喊”所致，而是实实在在的粮食短缺。实际上，就全国而论，陈云虽在7月人大会议上重申了“煽动”说，但也承认“春季一些地方粮食供应紧张”，同“多购了几十亿斤粮食有关”。(106)广东更如此，4月底魏南金检讨统销时指出，广东确实“收购到农民一部分口粮”，(107)陶铸6月8日的讲话也承认“多购了农民的六亿斤‘过头粮’”。(108)由此来看，无论全国还是广东，1955年春的粮荒和统购确实有直接关系，“农民的不满”不只是“统购无底”，更因可消费粮食的减少。 对统购后的农村粮情，中央并非不知，而是早有预判，即便和毛泽东有分歧的陈云也如此。1955年4月24日时任民建中央常委彭一湖就请黄炎培代为反映家乡农民“留粮点过低”。黄在报送彭一湖信给陈云的信中，谈及他对粮食问题的看法时也说，“以我综合各方面报告，推想起来，到底有粮者叫是少数，无粮者叫是多数”。(109)一个月后的5月27日，陈云与苏州市长李芸华等人谈话时提到，“粮食的紧张情况在十五到二十年内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村工作在十年内离不开粮食问题”。(110)如此表态，等于认可了黄炎培对农村粮食问题的判断。既知晓农村粮食紧张状况，为何仍要严压销量呢?陈云的谈话给出了答案。既然粮食问题十至二十年内都存在，就表明乡村粮食紧张将是常态，如果紧张就供应统购意义将消减殆尽，严控销量是为了让农民适应粮食紧张的现实。陈云1955年6月16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提出的城乡“要在应该吃的粮食中减少一些”，(111)即是明确统购统销是以政府强力改变城乡的吃粮习惯。毛泽东8月3日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报送稿时，也讲得相当直接，控制购销就是要“教育农民吃少一点、吃稀一点”，(112)这也是他和陈云虽有认识分歧，却并未阻止“统销补课”的原因。从这个意义讲，中央和华南分局对1955年粮荒实质的认识，并无根本分歧，都看到了粮食紧张的现实及其和统购的关系。但华南分局的考虑主要是短时的荒情消除，所以才有了增加供应的决定，中央则着眼于长时段内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实施，以“统销补课”的方式让乡村适应粮食紧张的现实。如此虽然会存在一时的“叫喊”，却可让粮食紧张成为常态，最终使农民接受“节约”过日子的现实，这是“补课”和“整顿”的主要考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