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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阶级分析：“整顿统销”中的群众动员 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给中央的报告，由于认定农村情况紧张源于购粮任务重和干部的“命令主义”，因此虽指出广东解放较晚，“反革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并未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56)中央的三月指示，尽管和华南分局的认识不同，也同样只泛泛谈及了群众节约意识不强，未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判农村形势。 中央三月指示虽提出了“统销补课”，但对如何“补”法并未详言。直至3月15日给山西省委的批示，才有了“改进供销办法和着重宣传教育”(57)的思路。供销办法改进是为应对“不该供应的供应了”，“宣传教育”则将粮食问题引向了思想认识层面。华南分局虽然最初认可粮食紧张的客观事实，但在中央严令和粮食超销的矛盾中，也逐渐改变思路。3月17日的紧急指示就批评了干部“放任自流”的问题，并提出“窄打窄算”的原则，要求以“群众讨论，大家当家，评出余缺”的办法控制销量。(58)3月24日的紧急指示面对“迄未缓和”的“严重超销”局面，开始将粮食问题定性为部分人的“浑水摸鱼”，“粤中是主要产粮区，还未到真正荒月，就一半人以上完全由国家供应，这里边有不少并不缺粮也喊缺粮，基层干部掌握过松而让这些人浑水摸鱼购去不少，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强调统销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59)3月27日省财粮贸办公室粮食工作简报中的杨副书记讲话，更将粮食问题升级到“不跟共产党走”的高度：“现在农村有些群众不相信干部，干部不相信上级，特别在粮食问题上，他们觉得共产党的话可听可不听——这就叫做不是跟共产党走，这是对我们很不利的，必须引起我们注意。”(60)由此来看，虽然华南分局最初对粮食问题的定性异于中央的“供应之乱”，但在中央提出以“统销补课”控制销量后，面对无法遏止的超销之势，分局态度逐渐变化，最终采取了阶级分析的“补课”之法。 在中央控制销量的要求下，不仅华南分局调整了认识，其他各省亦如此。4月1日中央批转的江苏省委关于“统销补课”的紧急指示，就提到了群众“闹供应、包围甚至殴打干部”的情况，并要求基层干部在供销中不能“一般化叫喊”“无事生事，自造紧张”。(61)江苏省委虽未如华南分局将粮食统销明确为阶级斗争，但对“闹供应”“自造紧张”的强调，实际上也认可了统销中有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为压缩粮食销量，各地的普遍做法是减少地富的粮食供应。分局4月12日的文件指出，“近来不少地方发生地主、富农因买不到粮吃而饿死的事情”。(62)事实上，仅靠压缩地富供应量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粮食销量。因此分局在强调地富也要给予必要供应的同时，指出了整体上余缺调整的重要。至于调整办法，则是“耐心的说服教育”，(63)不过，在基层实践中，李先念的“群众动员”更受重视。 1955年4月16日，李先念在给吴芝圃和杨蔚屏的信中，将粮食问题的实质明确为“余缺没有算清楚，有粮也叫，无粮也叫”，以及“反革命分子从中煽动”，并提出了“发动群众”解决的办法。(64)4月21日给王任重的信中，又再次重申社会上存在的“叫喊粮食是鱼目混珠，有粮也叫，无粮也叫，而前者较后者叫声更高”。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靠业务机关是解决不了的，基本为发动群众的思想和政治工作”。至于如何发动，信中提出的办法是引导“群众争论”，将缺粮者的“刀锋”从政府引向余粮户。“必须发动群众，让余粮户、缺粮户发生争论，销量才能压缩下来。具体做法，一次评议登榜，一旦登榜之后，群众就有争论，可以使余粮户无话可说。如此，政府才主动。否则，粮食销量就不能压下去，而且刀锋老是对着政府。甚至在这基础上还可以进行调剂。”(65)李先念的“群众争论”也就是将乡村粮食问题内部化，以期通过乡村不同群体间平衡调整的办法解决部分人的粮食供应，在减轻政府压力的同时亦能有效压缩粮食销量。李先念对粮食问题的定性和提出的“群众争论”办法，为4月24日中央发出的统销补课工作指示所采纳。指示根据山西汾阳余家垣乡的经验，认为“要求供应粮食的农民，并不完全都是缺粮户；说明有一些农民虽然缺粮，但供应的数量还可减少；说明不缺粮食甚至还有余粮的农民，也在喊叫缺粮，要求供应”，在阐述“补课”做法时，指示提出了“发动群众，充分酝酿讨论，民主评议”的重要。(66)不过在基层的内部调剂中，“酝酿评议”都成了过场，多数是干部的强迫命令。在粤东揭阳，6月仍有干部强行让缺粮户到余粮户家购粮，因此导致余粮户自杀的事件发生，(67)江苏苏州则是干部强迫农民“调剂”，同时带头查粮，以致人心惶惶，(68)河南郓城县甚至公开布置：“多买了国家粮食的余粮户不退粮，缺粮的人就到他家去吃饭，谁不积极参加就不发给购粮证”，并采取“余粮户睡就跟他睡，他吃就跟他吃，不叫余粮户下地干活”的极端做法。(69) 从3月初提出“统销补课”，至4月粮食销量的不降反增，显然使中央认为有必要明确“供应之乱”的实质就是“有粮也叫”，而历时月余的“统销补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也催生了“发动群众”的办法。不过需指出的是，尽管此时中央已经提出了“群众争论”办法，但在正式文件中仍未将粮食供应之乱归于阶级斗争，这点和华南分局的认识明显不同。显然，有着控制粮食销量压力的地方，更倾向于将粮食问题政治化。河南省委4月27日给中央的报告虽然不主张发动农民退出多买粮食，但也强调粮食问题的产生确有地富破坏的因素。“特别是富裕的农民，和乡干虚报冒领，多占购粮证，也大喊缺粮，争购粮食，少数的并从事粮食投机(包括乡干党员在内)，部分地主、富农分子和奸商乘机进行扰乱市场的黑市活动。”(70)中央4月28日指示将“补课”改为“整顿”后，地方粮食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亦为中央采纳。指示对“许多地主、富农和少数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更进而挑拨破坏”的强调及“真正缺粮的农民，主要是贫农”(71)的分析，都给实践中的统销整顿划出了一条明确的阶级路线。在指示开列的整顿办法中，就有了应对“故意造谣破坏统销工作的坏分子应当给以打击”，对“那些不缺粮也叫喊缺粮的”，进行“耐心的教育和适当的批评”的说法。(72)正因有此定性和要求，陈国栋才会将5月转折归功于“阶级分析方法”的使用。 在中央明确粮食供应中存在阶级斗争后，各地的“统销整顿”实践便充分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如山东菏泽部分地区就以中农为对象，发动贫农和缺粮户监督中农、自给自足户和余粮户套购国家的粮食，甚至有区委书记和区干部领导、参加或暗示群众进行翻粮、退粮和捆、打中农。(73)国务院广东调查组在中山县的调查也发现，当地存在“对地主、富农的供应量一般都比农民低”的现象，其中一区地主、富农最低的每人每月仅供应5-6斤，最高的也只有21斤，而农民则供应25-28斤。(74)中山的做法当然不是擅自而为，中央4月28日的指示虽没有降低地富供应的要求，但对缺粮者主要为贫农的强调，等于明确地富不在供应之列，中山也只是减少了地富的供应量而已。也是在这份中山调查中，缺粮户被分成真正缺粮户和“思想缺粮户”，所谓“思想缺粮”就是前述的“有粮叫喊”者，主要群体也不是贫农。调查组对中山降低地富供应标准的做法虽未表态，但仍指出，“有的该供应未供应或供应不足，但不该供应的供应了或供应过多的情况亦很严重”。(75)批评重点主要是未重点解决“真正缺粮户”的供应问题。类似声音在5月4日粤北区党委给华南分局的报告中同样存在，“发放救济款平均主义，救济面过宽，没有重点来发放，不该救济的救济了，应该救济的没有救济或少救济，以致真正需要救济的人得款不多，不能解决问题”。(76)“真正需要救济的人”无疑就是中央指示中“真正缺粮的贫农”，毛泽东5月17日在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及统购统销的五利时，首先提出的也是“对缺粮户即贫农有利”，(77)缺粮户成了贫农的专属。 粮食统销中的阶级区分，主要源于4月后中央、地方的粮食问题分析，都加入了阶级敌人破坏的因素。5月16日中央转发的安徽潜山县委模范乡整顿统销工作报告，同样提到“坏分子乘机煽动、挑拨、打击积极分子”(78)是粮情紧张的原因之一。虽无法确知潜山县委会据此作出怎样的反应，适当的打击和批评恐难避免。陶铸6月8日回顾广东春荒时，也强调“农村真正缺粮户不到百分之十，有百分之八十所谓缺粮户，实际上只是比去年紧一些”，另外“百分之十假缺粮的，应进行批评教育”。(79)陶铸的分析，等于将大多数叫喊缺粮者都归入了“所谓缺粮”或“假缺粮”。毛泽东8月3日批示李先念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稿时，也将“一九五五年春季许多叫喊缺粮的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缺粮”改为“其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缺粮”。(80)既然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缺粮，那参与叫喊者即便不是地富分子，也是不辨是非被煽动、挑拨之人。陈云7月21日在一届二次人大会议发言中，再次重申“不少地方粮食供应一度紧张，是由于地主、富农分子和某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小私有者的心理和我们某些工作上的缺点，从中造谣煽动而造成的”。(81)将粮食紧张归因于“造谣煽动”，不仅可以合理解释实际存在的粮食问题，更为统销实践中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充分依据。5、6两月的粮食销量下降，则为中央的坚持提供了注解。 从3月初的“统销补课”到4月底的“整顿统销”，虽然粮食问题的本质仍是供应之乱，但阶级敌人“造谣煽动”因素的加入，至少在粮食销量控制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类似中山的减少地富供应未必会对销量控制起太大作用，但敌人煽动和绝大多数叫喊者假缺粮的定性，仍可成功将这些人排除在供应之外。因为既被认定假缺粮，再一味地叫喊只能是“敌人煽动”，如此确比泛泛的“统销补课”更具威力。只是重压之下的粮食销量下降，尚不能说明粮荒实质。没有同步伴随的荒情缓解，乡村粮情仍是谜题待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