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汇报：我们再回到《上海年鉴（1854）》的讨论。这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周振鹤：这要再回到almanac一词的“年鉴”与“历书”两重意思。Almanac既然兼有这两义，就必定与某一文化或某一地域相关连。因为不同文化与不同地方的历书内容是有差异的。历法、气候、农时不一，年中行事也就不一。所以不同的地方应该出版不同的历书（almanac），这是很正常的。在传统中国，历代政府有统一颁布的历书，在清代这样的历书称为时宪历，民间习称通书。各地出版的历书的核心内容，即日历部分都是统一的。但民间的历书除了日历部分，还要登载有关农事的其他信息，还要登载不同时日的各种适宜或不宜的行为，甚至各种生活常识。而就单个城市出版自己特别的历书或年鉴，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似不曾与闻。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种城市历书，或曰年鉴，是香港出版于 1846 年的The Hongkong Almanack and Directory for 1846。 显见这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新型著述，但是此时香港割让给英国已经数年了。 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城市年鉴应该是开头提到过的上海出版于1852年的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 。该书由《北华捷报》社出版，离《北华捷报》的创刊不过一年多。这种城市年鉴应该是五口通商以后才引进到中国。 虽然西方殖民者早就到了广州，而且在1827 年以后也在广州相继创办了Canton Register等英文报纸，却未出版过广州年鉴这样一类书，恐怕原因在于当时广州实行的还是公行制度，不是近代性质的自由贸易形式，也没有正式开埠以后出现的许多洋行（这些洋行与过去旧式的十三行形式不同），更没有常住的外国侨民（开埠前西洋人必须定居于澳门，只是在贸易季节才到广州），所以没有出版供洋人阅读的年鉴的必要。而五口通商之后十来年，中国的外贸中心已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西文的广州年鉴也就没有出现的基础了。 与此同时，香港割让给英国以后，大量侨民来到该地，开设商业机构，《香港年鉴》就有出版的需求了。《香港年鉴》连续出版多少年不清楚，看高第（Henri Cordier）《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只有 1846 年与 1849 年两种，其实香港大学还藏有同名年鉴1848 年一种，由该版年鉴序言可知 1847 年也出过一册《香港年鉴》，但原书迄今未见。我们常常感叹古代文献散佚的遗憾，其实近代文献散佚也很严重，必须倍加珍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