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汇报：年鉴（历书）的编撰是否主要是为了满足西方人来中国经商的需要？ 周振鹤：《上海年鉴》是商业性质的年鉴，或可称作商用年鉴。其实为了传教的需要，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在中国编辑了其他许多形形色色的almanac，不过这些almanac一般译为通书，而不是年鉴。 传教士通书按年代顺序有Anglo-Chinese Concord Almanac（《华英和合通书》），该系列通书的第一种1843年出版于香港，一直出至1865年。实际上，从第二年起即改为《华番和合通书》，1854年以后又改为《和合通书》（Concord Almanac）；1861年又更名《唐番和合通书》，一直出至 1865 年。 在《香港年鉴》前后还有在宁波出版的《平安通书》（Peace Almanac），从1850年出到1853年。1851年玛高温（Daniel Macgowan）也在宁波出过一种《博物通书》（Philosophical Almanac）。1852—1861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则在上海出版了 Chinese and Foreign Concord Almanac（首期称《华洋和合通书》，次年起称《中西通书》）。其中 1859—1860 两年由伟烈亚力接办，称 Chinese Western Almanac。1856 年上海还出版过以《平安通书》为模式的《中外通书》（Chinese Foreign Almanac）。这本通书，除日历部分以外，基本上是一份基督教宣传品。1857 年在福州出版有《西洋中华通书》（European Chinese Almanac）。称作 Calendar 的则有 1850 年出版于上海的《安息日期》（Sabbath Calendar），仅一个单页。翌年香港则出版过理雅各（James Legge）编辑的只有九页的《英华通书》（Anglo-Chinese Calendar）。 文汇报：从这些年鉴或年鉴性质的书来看，西方人到中国来，最关心、最感兴趣哪些方面的信息？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又有哪些变化？ 周振鹤：气候资料是西方人最注意的地理资料之一，本来这项资料就与人类生存及农工商业活动紧密相关。在古代中国，物候的观察比较发达，而气候的预测则相对后进。西方在 17 世纪上半叶陆续出现现代的观测仪器，18世纪起气象台站网逐步发展形成，开始积累气象资料。因此早在 1793 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之时就对中国的气候情况有所调查。加之中国的夏天全国高温，东南沿海溽热难当，而且灾害性天气较多，汛期明显，西洋人，尤其习惯于地中海型气候者特别难以适应，测量气温雨量气压等气象工作很受重视。1827 年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 或译《广东记事报》）就登载了西人在广州实测的气象资料。《香港年鉴》头一页就是澳门、广州、香港三地每月的平均气温录。《上海年鉴》也有详细的气象纪录。我们常常以为中国科学的气象观测是1872年从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开始，其实要仔细追溯，恐怕得从广州的观测为起点。对于日月蚀的预报的准确更是显示西方天文学的先进性，所以无论《英华历书》《香港年鉴》与《上海年鉴》都有此项内容。气候之外，港口的潮水起落也是重要观测对象，因为与商船的出入港关系密切，因此各通商港口的潮水涨落纪录也是年鉴的内容之一。 至于外侨与洋行的名录，各国在通商口岸的外交商务机构，自然更是年鉴（历书）所不能缺少的内容。以上这些信息组成了年鉴的主要内容。 然后，再附加上如 Commercial Guide, Directory、Miscellany之类内容，就组成一本扩展版的年鉴内容了。《香港年鉴》与《上海年鉴》都是这种类型的年鉴。从附加内容的变迁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城市年鉴的关心范围越来越宽泛。从与商务有关的信息，直到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关心（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时事的报道与分析，对《京报》与地方官员布告的翻译），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学习通商口岸方言的兴趣，这种兴趣甚至提升到对方言的科学性研究，即,不但科学地记录中国各地方言的实态，而且比较方言之间以及方言与通用语即官话之间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