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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我们可以从《上海年鉴》中获得哪些具体信息？ 周振鹤：对比《香港年鉴》与《上海年鉴》，可以看到，两种年鉴大概是一个模式。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 Calendar( 或拼作 Kalendar，历书 )，另一部分是 Directory（指南），或 Miscellany（文录）。在 Kalendar 部分，核心就是月历 (monthly kalendar) 及空白的备忘录 （memoranda）。再加上气象记录，日月蚀预报，外侨名单、行名录（这部分内容有时也可以放在 Directory，即指南里），斤两钱币换算表之类。“文录”则内容宽泛，有与中国当时经商 环境有关的各种材料，还有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等等（就《上海年鉴》的情况而言，“文录”里的文章多是上一年在《北华捷报》上刊登过的一些文章的汇录）。应该说， 出版在后的《上海年鉴》是仿照了《香港年鉴》来编辑的，但内容又有所变化，并且更加充实。 要跟中国人做生意，先就要了解中国人的作息制度，一直到今天，世界各地也都必须知道中国传统的新年——春节是在公历的什么时候，过去更是必须有此信息。西方采用的是阳历，纪年则以传说的耶稣生年为始。而中国所采用的历法是阴阳合历，纪年以皇帝在位元年为始，但西方人也注意到中国有以传说中黄帝为始的纪年。所以在华的西方人编制历书，其基本框架就是中西历的并存对照。《香港年鉴》于这一点尤为详细，将中历月日列在前，西历列在后。《上海年鉴》则以西历为主，每西历月份一页，每日一横行。中历不列月份，只列日，而在日历说明栏中注明中历每月初一是何日为始。 文汇报：所以，近代西方人最早是通过《香港年鉴》来了解中国的历法、气候、作息、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吗？ 周振鹤：《香港年鉴》以前还有《英华历书》（Anglo- Chinese Kalendar）。据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说，米怜（William Milne）曾设想过编辑英文—中文—马来文历书，不过未能实现。一直到十多年后，才由马礼逊自己编辑，并由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在澳门出版了头一部《英华历书》：Anglo-Chinese Kalendar and Register，1832：with a Companion。或可简译 为 “1832 年英华历书及记录，并附指南”。所以这其实也是一本带有年鉴性质的历书。18、19世纪的西方书名都很长，这本历书也不例外，基督纪元1832年，即中国六十年甲子的第二十九年（即壬辰年），该年始于1832年2月2日。两年多之后，在 1834 年5月份一期的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中已经提到，由于1832 年《英华历书》印数极少，现在已经一本也看不到了。不过只要是印本，总归还有存世的可能，所以我们很幸运，在网络时代，还是能看到该书的电子版。 第一本《英华历书》相对简单，但也有七部分内容： 对历书的基本介绍，1832 年年历，公众节日（华人与穆斯林），中国的六十甲子，中国的编年体，中国王朝表，中国本朝皇帝年号列表。该历书的编排方式与《香港年鉴》《上海年鉴》不同，后两者是每月一表，将中西历一起编排。而本书是中西历分页，先是西历一页，接着是华历与回历并列另起一页。而这两种月历均详细记载中西节日内容，远比香港与上海年鉴所记节日详细。两页月历之后则是两页空白备忘页，每半月一页。显然《上海年鉴》继承这一做法，不过将两页备忘录页合为一页（《香港年鉴》则无备忘录页）。《英华历书》恐怕一直连续出到 1855 年之后。据高第书目，1834、1835 年版是在广州印的。今天还能见到的 1845 年与 1847 年版均由《中国丛报》社印刷，然前者印于香港，后者则在广州。这两本年鉴目前由电子版可看到的只是部分的内容。大概是电子版制作者以为其中的月历部分于今没有什么用处，故舍而不录。好在1845 年版的英华历书因为对页扫描的缘故，保存了 12 月份的月历，让我们知道《上海年鉴》的月历编排与之有相似之处，也知道该历书没有备忘录页的存在。由1845年《英华历书》电子版中仅见的12月份月历，可以发现《上海年鉴》月历中的中西历排日方式完全与之相同。或许编纂《上海年鉴》时也参考过《英华历书》？不过两者在12月的记事则有差异，前者所记多是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华贸易传教受挫记录，后者则记的是天象、纪念日以及中国本身的事件。态度平和了许多，已向相对纯粹的商业活动靠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