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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笔者认为，对《周礼》成书年代问题的论证，必须紧紧把握住此书专述“官制”的性质特点，从而实事求是地从中国职官制度史的角度加以考索。盖职官制度及相关职官名称乃政治实体之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有历史痕迹可寻。故按此一方向进行研究，可以循名责实，根据相关线索加以考证，较为切实可靠。所以，笔者认为，只有从中国职官制度史的角度，探究“六卿”官制出现之前的制度渊源，到“六官”体系的发端、发展和形成过程，结合周王室和相关姬姓侯国的官制、礼制及相关的重要人物史事，进行全面系统和环环相扣、一步一个脚印的研究，既溯本求源，又廓清其流，从而令《周礼》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能够得出较为确切的结论，舍此别无他途。 其四，研究《周礼》一书，笔者认为，首先必须全面了解此书之体例及内容的主旨，同时要明了此书以“周”字冠名的用意所在，尤其要辨明此书整体的思想哲学倾向。 从“六官”体系贯穿《周礼》全书，除冬官《考工记》之外，其他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五官之卷首，皆书“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笔者认为，这就是全书的主旨所在。而春秋战国时期，“正名”的问题很重要，孔子对此就很重视，曾有专论，见诸《论语》。故在两周时期，一本书的命名尤其是对王朝或侯国官书的命名，决不会轻易从事，必有其立意在焉。而《周官》一书既冠以“周”名，其主旨必为“尊周”无疑。至于文中诸“官”卷首一再论述国为王建、官为王设，显示“六官”的设置，其职责就是“佐王治国”。因此，《周礼》全书反复强调这种观念，其目的显然在于“尊王”。故笔者认为，研究《周礼》一书，首先必须明了此书编制者所秉持的“尊周”“尊王”的本意所在。这一点是客观事实，十分重要。 至于《周礼》“六官”各自统领所属官员，等级有差，尊卑有别，逐层负责，秩序分明，这正是自古以来“礼”的主要特征和儒家礼治思想的精髓所在。而这一观念贯串全书，可谓是《周礼》的主体精神所在，这是治礼学者应了然于心的。何况《周礼》“六官”中专设“春官宗伯”，作为王朝最高礼官，统领所属庞大的职官系统，充分体现了两周社会尤其是西周重“礼”的历史事实，这亦是《周礼》一书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礼学是儒学最重要的核心部分，故《周礼》一书显然充分地体现了儒家的礼治观念。至于治国方面，儒家历来主张礼、乐、政、刑四者并举，而以礼乐为先，但对刑法并不偏废。这一点，从《周礼》六官中设“秋官司寇”可知。于是，国家典章制度既立，礼制昭然，法在其中。故笔者认为，从《周礼》一书的主要内容及其所体现的治国理念看来，显然是以“礼”为主，“法”为其辅。因此，研究《周礼》一书，就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在观念形态上对此书的主旨辨析不清，甚至本末倒置，说此书与儒家毫无关系，而将其视为法家著作。实事求是而言，这些看法显然与《周礼》一书的内容主旨相违背，而且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故笔者认为，研究《周礼》一书，首先务必辨明其主要的政治理念及哲学倾向，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方向错了，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便难乎其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