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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认知，笔者确信主导编写《周礼》一书的人，本身必抱持“尊周”“尊王”的思想，且笃信儒家学说。而魏文侯正是这样的人。作为姬姓侯国国君，他确实具有周礼“亲亲”的观念。他既为战国初年的中原霸主，又尊儒好古，不仅尊奉孔子门人子夏为师，且礼敬以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主体的西河学派，从而得到他们的大力协助。这是魏文侯时期能够整理编纂大量儒家文献典籍的必要条件和主要力量。而笔者经过深入考证，认为《周官》一书以及后来于西晋太康年间在河南汲郡发掘魏安僖王墓出土的《周易》《周书》《周食田法》等大批儒家经籍，都是在魏文侯时期整理编成的。这与魏文侯尊周重儒的思想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他在位五十年，宏谋硕划，有足够的时间并具备各种必要的条件去完成这些事。尤其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上，魏文侯的确是唯一与《周官》一书发生关系的先秦历史人物。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 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 可知，《周官》一书与魏文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文中首先叙述六国之君中，以魏文侯最为好古，及后即述及窦公向汉文帝上献《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之篇章。毫无疑问，窦公所献的《周官》一书的部分篇什，应属战国初年的魏文侯所拥有，否则文首说他本人于六国之君中“最为好古”，便毫无意义。故辨析其前后文之语句，其意彰彰明甚。因此，这一史料在考证《周官》一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上，便显得极为重要。所以，有此认知，同时综合各种历史因素和相关资料，魏文侯便成为笔者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对象和重要线索，从而成为解开《周礼》一书成书年代问题的关键所在。反观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根本就没有其他侯国国君或任何一个人，能够具备魏文侯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而据史书文献的记载，除了魏文侯一人与《周礼》一书有确切的对应关系之外，先秦时期确实没有其他历史人物与《周官》一书发生过任何关系。因此，《周礼》应成书于战国初年魏文侯主政时期，这是拙著《〈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