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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史》朔闰研究述评 元修《辽史》除了本纪部分较为系统地保存了辽朝一代的朔闰记载之外，其《历象志》所独有的《闰考》、《朔考》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辽、宋朔闰资料。自清代以来，前辈学者对《辽史》中的这些朔闰记载已做过不少订讹补阙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钱大昕原撰，其侄钱侗、钱东垣增补成书的《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5] 是汇编宋、辽、金、元四史所见朔闰而成的一部历谱著作。因编历需要，钱氏对《辽史》所记载的若干年月朔日做过一些辨证。道光四年(1824)殿本《辽史》在校勘《闰考》、《朔考》时，针对其中存在的某些朔闰错讹问题专门做了考证。[6] 汪曰桢《辑要》系统地推算了辽宋时期朔闰，并将其结果与《辽史》朔闰考相对照，指出了《辽史》的若干讹误。此后，陈汉章《辽史索隐》、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在校勘《辽史》时，相继对本纪历日及《闰考》、《朔考》做了全面的本校和他校工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7] 台湾学者蔡信发《辽金元朔闰考》又在本校的基础上，更多地利用辽代碑铭石刻中的历日信息来说明《辽史》所见朔闰的正误。后陈述先生点校《辽史》，将汪曰桢《辑要》及《陈表》所推定的朔闰与《闰考》、《朔考》的记载进行系统核对，全面校正《辽史》之误，其校勘成果已见于点校本《辽史》校勘记，而校勘长编则见于《辽史朔闰正误》一文。[8] 陈述先生因系统参校了汪氏《辑要》和陈垣朔闰表这样的通行历谱，又吸收了前人的某些校勘成果，故点校本《辽史》对于辽代朔闰的考证历来为学界所称道。但如果仔细考究起来，其实陈述先生的校勘(以下简称“陈校”)存在着一个方法性错误。综观陈校，其校订《辽史》朔闰完全依据《辑要》和《陈表》，凡《辽史》与历表不合之处，皆以历表为是，而以《辽史》为误。但实际上，《辑要》、《陈表》所推定的辽代朔闰，乃是汪曰桢先后借用唐《宣明历》及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推算出来的(说详下文)，其结果与文献记载多有出入，不可完全采信。因此，陈校据以判定《辽史》所见朔闰之讹误阙失是很不妥当的，其论断多有可商之处，需要予以重新检讨。 三、陈述校勘《辽史》朔闰辨误举隅 关于陈述先生因过度依赖传统历谱以致《辽史》朔闰校勘失当的情况，笔者兹举以下三例来加以说明。 例一：统和三年置闰问题 《辽史·圣宗纪》统和三年(宋雍熙二年，985)闰月条记云： 闰九月癸酉，命邢抱朴勾检显陵。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辛巳，诏谕东征将帅，乘水涸进讨。丙申，女直宰相朮不里来贡。戊戌，驻跸东古山。己亥，速撒奏朮不姑诸部至近淀，夷离菫易鲁姑请行俘掠。[9] 陈校曰：“按是年辽闰八月，闰字下当有脱文。闰八月壬寅朔，九月壬申朔，癸酉为九月初二，丙子初五，庚辰为重九，正合。《大典》一二○四三引亦作‘九月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次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10] 据《辑要》、《陈表》，是年辽、宋两国置闰不同，辽闰八月壬寅朔，宋闰九月壬申朔，[11] 陈校所谓“是年辽闰八月”即源于此。[12] 若照此说，则统和三年辽历当为闰八月壬寅朔、九月壬申朔，上引《圣宗纪》癸酉以下诸日皆为九月干支，庚辰即重九，且《永乐大典》引此条亦称“九月丙子”云云，故陈校认为此处“闰”字下脱漏了闰八月记事。 陈校对于统和三年辽闰的辨析看似精当，实则有所误解。陈述先生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除了依据《辑要》、《陈表》的推算结果以外，主要还有两条证据：一是《大典》引文的旁证，二是庚辰为重九的记载。但实际上，这两点都需要商榷。一般认为，《永乐大典》所载《辽史》系元至正初刻本，明显优于传世诸本，其文本校勘价值不言而喻。不过，陈校所提到的这处《大典》引文系节引，[13] 并非全文。其实，《辽史》卷一○《圣宗纪一》完整保存于《大典》卷五二四九，亦作“闰九月癸酉，命邢抱朴勾检显陵”云云，[14] 与点校本完全相同。这说明今本《辽史》所记不误，反倒是《大典》卷一二○四三摘抄《圣宗纪》脱一“闰”字。至于庚辰为重九的记载，若辽于九月置闰，则当为九月壬寅朔、闰九月壬申朔，庚辰则为闰月重九，亦可登高饮酒，如唐宋之问《奉和圣制闰九月九日登庄严总持二寺阁》诗云“闰月再重阳……御酒菊犹黄”，[15] 宋苏辙作《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谓“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16] 故辽帝于此日“次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亦无不可，这并不足以证明辽闰九月之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