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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辽史·圣宗纪》称统和三年闰九月，并无可疑，而《辑要》、《陈表》谓是年辽闰八月、宋闰九月，此说有误，陈汉章《辽史索隐》就对此有所怀疑：“宋雍熙二年宋辽闰同，汪术独云辽闰八壬寅，则九月朔当壬申，此志(指《历象志·朔考》)何以九壬寅欤。且《圣宗纪》明云闰九月癸酉、丙子，至庚辰重九，又辛巳、丙申、戊戌、己亥皆闰九月内干支，则辽何尝闰八欤。”[17] 汪曰桢《辑要》之所以推算失误，其根源在于推步依据不可信赖。按辽自应历十一年(961)至统和十二年皆行用后晋马重绩《调元历》，[18] 然其历术今已无从考证，汪氏遂借用唐《宣明历》加以推算。[19] 但《调元历》其实是以唐《宣明历》及《崇玄历》参修而成的，[20] 故汪氏仅据《宣明历》进行推算，其结果难免会出现失实的情况。陈校依据《辑要》、《陈表》否定《辽史》统和三年闰九月的记载，误甚。 另外，《辽史》卷四四《朔考》称统和三年九月壬寅朔，陈校谓此处当作壬申朔，壬寅系宋朔。[21] 按此说亦源自《辑要》、《陈表》，由上可知，是年辽宋同为闰九月，则九月当为壬寅朔，故《朔考》不误。 例二：大安十年正月朔日辩证 按《辽史·朔考》，大安十年(宋绍圣元年，1094)，正月宋癸酉朔。[22] 据汪曰桢《辑要》的推算结果，是年正月辽历当为甲戌朔，与宋异，且又称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为正月甲戌朔，[23] 与辽合。[24] 陈述《辽史朔闰正误》遂据以谓《辽史》此处失书正月甲戌朔。[25] 按此说未必可信。虽然《辽史》本纪未载是年正月朔日，不过还有其他史料可以间接说明此月之辽朔。高丽自成宗十三年(辽统和十二年，994)奉辽正朔，[26] 成为辽朝的藩属之国，此后直至辽末皆用辽朝历法。检《高丽史》，宣宗十一年即辽大安十年，是年正月癸酉朔。[27] 由此推断，此月辽历亦当为癸酉朔，与宋同。 汪氏《辑要》此处推算结果有误，也是因为其推步依据存在漏洞。辽于统和十二年颁行贾俊《大明历》，然其内容已莫知其详，汪曰桢《辑要》遂代之以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进行推算。而赵知微《重修大明历》本于金天会五年(1127)司天杨级所造《大明历》，此历虽与辽历同名，但其实却是因宋《纪元历》增损而成的，[28] 与辽《大明历》毫无干系，故汪氏借用赵知微《重修大明历》来推算辽代朔闰，其结果想必多有错误，这里提到的大安十年正月朔日可能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尽管汪氏找到了西夏方面的一条材料来与其推算结果相印证，但西夏并未奉辽正朔，[29] 自然缺乏说服力，而《高丽史》的记载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辽朝朔日的重要佐证，值得重视。 例三：乾统五年朔闰考辨 据《辽史·朔考》，乾统五年(宋崇宁四年，1105)，宋闰二月己巳朔、三月戊戌朔。[30] 因汪曰桢《辑要》推算是年辽历当为三月己巳朔、闰三月己亥朔，[31] 故陈校谓“是年辽闰三月己亥朔，与宋异，失书”。[32] 然而辽代石刻的记载却与汪氏的推算结果不同。辽乾统五年《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幢》称是年三月戊戌朔，[33] 与宋历同，显然当与宋同于二月置闰，可证《辑要》之误。 此外，辽朝是年闰二月亦可在《高丽史》中找到一些线索。《高丽史》肃宗十年(即辽乾统五年)记云： 十年春正月癸丑，燃灯，王如奉恩寺，命太子醮三界灵祇于毬庭。闰月丁丑，中书侍郎平章事吴寿增致仕，以李玮为秘书监知尚书吏部事，文冠为少府监、知御史台事兼太子左庶子，许庆为吏部侍郎、枢密院左承宣。三月癸卯，王如国清寺，置仁睿太后愿成金塔。[34] 据此引文所见，是年高丽“闰月”乃系于正月之后，三月之前，似指闰正月，与辽历不同。实际上，此处月日记载有误，需要予以订正。据《辽史·朔考》，是年正月庚午朔，癸丑距之计四十四日，已远在正月之后；若高丽于正月置闰，则闰月朔日当为庚子，丁丑距之计三十八日，亦非其月内干支。[35] 但如按照辽历二月庚子朔、闰二月己巳朔计之，则癸丑为二月十四日，丁丑为闰二月初九日，疑问尽释。由此可见，《高丽史》的这段记载存在着文字讹误，其“春正月”当为“春二月”之误，故“闰月”当指闰二月，若此则与辽历相合，亦可进一步佐证汪曰桢《辑要》推算有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