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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17年1月2日第5版发表的关于《浮生六记》的专题文章，对“足本”后“二记”的作者问题有所涉及，本文借此再作申论。 杨引传在苏州护龙街旧书肆中发现沈复《浮生六记》手稿的时间，最晚是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此时就已经是“六记已缺其二”了。然而此后不久，杨引传的妹夫王韬从地方文献中发现此前有人见过全部书稿，并把资料寄给了杨引传。光绪三年（1877），杨引传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将《浮生六记》辑入《独悟庵丛钞》，自撰序一篇，并请妹夫王韬撰跋一篇，另将王韬从地方文献中发现的管贻葄关于《浮生六记》的题诗六首和潘锺瑞题词置诸书前，于次年作为《申报馆丛书续集·纪丽类》的一种，排印付梓，这是《浮生六记》最早的刊印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此书又在东吴大学出版的《雁来红丛报》上发表，才使该书逐渐流传开来。据初步统计，目前《浮生六记》的中外文版本已经多达140余种。其中，号称“足本”者只有1935年11月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本《浮生六记》。然而，该书出版后立即遭到林语堂等多人的种种质疑。其实，该书所附录的赵苕狂《浮生六记考》、朱剑芒《浮生六记校读后附记》对该书就已经提出了质疑，特别是责任编辑朱剑芒的质疑，以有关史实为依据，更是切中要害。赵苕狂是世界书局总编，他在文章中老老实实地说不敢判定真伪，只是出于对王均卿品格的了解，认为他还不至于作伪才出版此书，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托词。如今“足本”《浮生六记》后“二记”系伪造，早已有了定论。但是，后“二记”究竟是何人伪造，目前仍难断定。 首先应该区别“足本”《浮生六记》后“二记”的捉刀人和世界书局出版“足本”《浮生六记》的策划人。毫无疑问，世界书局出版“足本”《浮生六记》的策划人应该是王均卿。郑逸梅1981年撰写《〈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指出，王均卿曾经委托郑逸梅根据他提供的有关资料，补写后“二记”，被郑逸梅婉言拒绝。郑逸梅的回忆早已得到大家的公认。郑逸梅曾经于1980年9月致函俞平伯，谈到了所谓“足本”的问题：“世界书局有《浮生六记》足本，后二记不知出于何人代撰。当时王均卿一度与弟接洽，嘱撰二记，弟以笔拙不类，谢之。”得知这一切之后，俞平伯以为“今得郑老手书，上海商人请他作补，被他辞却，自是第一手材料，二记伪作，已无疑矣”。此书出版后，郑逸梅就认为“足本”《浮生六记》后“二记”是王均卿策划的，但不一定是他亲自捉刀，世界书局当有知情者。由于策划人王均卿在此书出版前不久就已经逝世（1935），所以后“二记”的作者问题也就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 其一，认为是王均卿撰写。如乔雨舟在1990年9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狗尾续貂王均卿》一文就持这种观点。徐重庆在《香港文学》2010年第11月号总第311期发表《〈浮生六记〉后两记是王均卿假托》一文，详细介绍了王均卿及其女婿季小波的生平事迹，十分珍贵，特别是其中引用季小波的书信提到：“《浮生六记》后两记实际是我岳父所作。”徐重庆认为：这“绝对可信”，似乎加重了这种观点的分量。此说恐怕是把捉刀人和策划人混为一谈了，其实季小波也没有为此说提供任何新的证据。 其二，认为作伪者另有其人。上海文史馆馆员王瑜孙在1989年9月26日的《团结报》上发表《足本〈浮生六记〉之谜》一文，将捉刀人和策划人区别开来，明确指出后“二记”的作伪者另有其人。王瑜孙说，据大东书局同仁告知，“足本”《浮生六记》后“二记”“是出自一位叫黄楚香的寒士之手，酬劳为二百大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