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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欺骗日本民众，鼓动日本农民积极参与对中国的殖民侵略。积极鼓吹对中国移民侵略的加藤完治说：“我确信，把勤劳的日本农民移居到满蒙的天地，让他们开垦荒地，把匪贼横行的满蒙变成世界上的和平之乡，这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使命。”[8]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鼓动日本人移民中国东北，还在日本国内掀起“大陆开拓文学”的潮流。在日本军国主义宣传鼓动下，“为了国家我们去了”成为当时日本移民中国东北的流行口号。除了流行“开拓文学”，大量纪录片、电影短片也成为鼓动日本人移民的宣传工具。纪录短片《年轻的开拓者，满蒙开拓义勇军》描述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训练和生活。[8]为鼓励日本妇女嫁入中国东北，号称“满蒙开拓团之父”的东宫铁男甚至还亲自作了一首题为《大陆的新嫁娘》的歌曲，命人组织传唱。 第三，蒙蔽国际舆论，减轻国际社会对日本殖民侵略行径谴责的压力。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国联”，尽管日本时任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联”还是在1933年2月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国联报告书》。日本恼羞成怒，于3月27日退出“国联”，走上国际孤立的道路，一意孤行，扩大和全面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9]113-114日本同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的矛盾日益加深，尤其是美国也开始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铁、航空油等物资，后来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禁运。为了摆脱国际孤立状态，缓解国际舆论压力，日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掩饰其对华侵略扩张的罪行，把“移民”改称“开拓团”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玩弄掩耳盗铃的文字把戏。 三、日本“开拓团”本质上是“殖民扩张团” 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侵略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中，“移民”向“开拓团”的称呼变化，集中反映了日本对华移民侵略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历史特征。日本刻意通过政府行为，更改“移民”为“开拓团”，有着模糊、掩饰日本对华进行移民侵略本质的险恶用心。然而，能够做出单独退出“国联”疯狂之举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似乎并无必要过分在意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而对一个政策性群体名称进行调整，其更深层的原因和背景在于： 首先，将“移民”政策修改为“开拓”政策并确定为七大“国策”之一的举动，发生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并非简单地应对国内外舆论压力的一时之举，而是显示着对外侵略扩张战略调整的重大意图。众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维新实现向近代国家转型之后，“海外雄飞”，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就一直成为日本国家的根本发展战略。“移民”只是单纯的经济意义上的人口迁移，虽然也有国家有意识地输出人口，有组织地向海外移民扩张的意图，但尚缺乏战略意义上的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当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成为广田内阁的“国策”之后，“移民”政策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战略意义。“移民”一词已经不能够表达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和深远图谋了。“开拓”一词，原本就有开拓疆土、扩展领地的含义，也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国策”之一，“满蒙开拓”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之前所进行的局部的有限的移民政策了。日本“开拓团”肩负着日本对外殖民扩张的国家使命，是一种国家战略行为。[10]472-4731896年4月，日本政府为了殖民统治台湾而设置了拓殖务省，1910年设置内阁直属的拓殖局，1929年升格为拓务省，负责海外殖民事务。[11]1936年8月，“百万户移民计划”成为日本政府七大“国策”之后，同时也授意伪满当局把移民政策列为它的三大“国策”之一。这个计划目的在于要在20年后伪满洲国推定的5000万人口当中，日本人占其一成，成为所谓“五族协和”的核心和主导民族。为了推进移民侵略，日伪当局不仅设置了“满洲移住协会”、“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满洲拓殖公社”、“满洲拓殖委员会”、“满洲土地开发株式会社”和“开拓总局”等侵略机构，1939年又制定了被日本殖民主义分子视为从事移民侵略“最高宝典”的《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1940、1941年日本更制定了合称“开拓三法”的《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为日伪推进移民侵略的“国策”提供法律保障。因此，“移民”向“开拓团”的名称变化，不仅仅是为了掩盖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对华侵略战略上的调整和殖民统治政策的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