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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是救灾胜利的根本 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经济、科技水平落后，资源有限，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偏低，但由于政府对根据地的物质资源和整个社会运转的有效控制，使得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政府即可以非常手段对有限的资源进行统一管制、统一调配、统一利用，从而能够在艰苦窘迫的战争环境中集中力量救治灾荒，使社会尽快走上正轨。 粮食是灾后最短缺和最急需的物品，政府对粮食的调控能力对救灾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酿酒和制糖是陕甘宁边区民间传统手工业，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时期，边区有大小酒坊250余处，每年消耗粮食10万石以上。边区政府曾多次发布训令、布告和法律条例，禁止粮食出境，严禁蒸酒熬糖，“如有故犯，一经查获，粮食全部没收，人另惩办”。冀中在1939年夏秋大水后，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政府共动员62万人参加平原调剂山地的运粮斗争，完成1900万斤粮食的运输。太行区素有“东人吃西米”的传统，粮价东贵西贱，货币比价则是东高西低。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个特征更加显著。1942、1943年旱灾发生后，太行区政府利用粮价和币值的差额，集中于西线购粮，到1943年4月，完成购粮210200石，超过原计划的40%。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太行区将12万石粮食调剂给敌占区和游击区的灾民，以换回必需品，调剂根据地灾区粮食共89133石，本地零星调剂6657石，总计95790石，为保障灾区人民度过灾荒起了重要作用。 各根据地安置、安插灾民的举措，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的强大控制能力。一旦遭遇天灾，灾民流动势不可免，根据地政府即出台相应的灾民安置和流动办法。太行区曾规定，非灾区安置灾民的数目应为当地居民数的3%。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太行区安置灾民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为组织灾民迁移，太行区还在沿途设置很多招待站，每三四十里设置一个。安置灾民的地区，则组织灾民参加各种生产，介绍各种职业，发给必要的食物，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活动，使他们享受村民应有的权利。一位来自敌占区的灾民感动地说：“根据地是另一个新世界。”陕甘宁边区为妥善安置来自边区内外的难民，成立难民收容所，创办难民工厂等。1940年起，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对难民的移入和安置作出明确规定，使难民的移入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1941—1944年，陕甘宁边区共安置来自边区内外的难民85815人，使其很快融入边区社会生活中，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