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2年初，他在南京辅仁大学讲演，称中国文学分为“诗言志”的“言志派”和“文以载道”的“载道派”，“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载道派的原因，是因为文学刚从宗教脱出之后，原来的势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学之内，有些人以为单是言志，未免太无聊，于是便主张以文学为工具，再借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道’，表现出来。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①他的这一论点显然大大超出了“文”字原本的含义，以至于与传统的解释大相抵触。正因为如此，钱钟书撰文批评说:“‘文以载道’的‘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近世所谓‘文学’”②，周氏是在用西方的“文学”概念来理解“文以载道”里的“文”字，从而误把“古文”的“文”，当成了西文的“文学”。 再如，新文化运动中有关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中，流行的观点之一，就是说中国人“奴性实足”。奴隶、奴才、奴性虽然都是中文中早就存在的词汇，但是，从源头上看，拿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整个中国的“国民性”，则是来自西方。孟德斯鸠③、黑格尔④、穆勒⑤等人的有关论述，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成为中国国民“奴隶”、“奴性”说的理论源头。 五、理清语际关系，确定词语意义 新文本是跨国际、跨语际的，有些词语、观念翻译成中文之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同一个词，但词义却并不一定相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例如上文提及的“民族”一词就是如此。“民族”一词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出现在中文文献中⑥，到唐、宋时期已经比较常见。当时的主要意思是“家族”，同时，表示“家乡”乃至“故国”诸义也开始出现。⑦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出现于19 世纪后半期。但真正成为一个有影响、有势力的词语，则是在20 世纪初，那时，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赴日留学，部分留日学生开始在所办刊物中大力介绍各家政治学说，将日文词“民族主义”介绍到中国。 与留日学人不同，留学英国归来的严复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西学著作的。在翻译《社会通诠》的过程中，他根据自己对中英文字及中西历史文化的理解，用“种族”与“种人”来翻译原文中的“tribe”、“race”、“blood”等词。有时严复又将“tribe”译作“种族”等。严复有时也用“种族”一词来翻译原文中的“race”、“clan”等词。而按照后来通行的理解本应译作“民族”的nation一词，严复多将之译作“国民”。可以说:严复所说的“民族”不是对应于甄克思原文中的“nation”，而是对应于原文中的“tribe”、“clan”、“patriarch”、“communities”等数个不同的词，其基本意思主要是指处于宗法社会阶段的“宗族”、“家族”、“宗法”或以此为特点的社会组织，是建立近代国家过程中所必须扫除的过时之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 ②中书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评，《新月月刊》第4 卷第4 期，1932年11月。 ③孟德斯鸠认为，在中国式的“专制”制度下，教育会使人“相与趋于卑陋而已。盖其为教也，勖人人以屈伏。屈伏，不仅其下然也，即上者亦以是为心德，未有专制之君而非奴隶者矣。至顺者，其愚昧之征乎! 不独奉令承教者然也，其发号施令者亦如此耳，无所拟议，无所疑殆，无所寻绎，曰吾欲云去足矣。”“是故，专制之民，本无所事于教育也，将成其一德，则尽其一切德而褫之，彼将使之为奴才也，必先使之为愚民。”孟德斯鸠著，严复译:《法意》，上册，第49页。 ④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政治制度时，说中国无一人是自由的，中国人全部都是不自由的:“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而这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6页。 ⑤穆勒说:“专制不自繇之国，非独所治者之不自繇也，其出治者亦困苦无僇，而不能以自拔。支那之宰相，与田野之佣民，皆奴才也。”(［英］约翰·穆勒著，严复译:《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8页) ⑥据郝时远考证，中文“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萧子显《南齐书》中:“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剪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⑦例如，《三朝北盟会编》:“臣闻汉王都关中而曰: 游子悲故乡。是山川闾里故旧未忍忘也。陛下曾念中原之民族、故国之宫闱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