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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弄清时代差异 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把西方近代以来数百年间的各种文化思潮和学说介绍进了中国。要准确理解这种经过大大浓缩、压缩以后的思想史文献，就必须弄清其时代性，否则，就难以对思想家、思想流派或思想文化运动的性质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历史定位。 例如，自从上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批评严复“看得激进的人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①之后，严复及其思想常常被人说成是“保守主义”。但是，新发现的严复批注本Burke②(《柏克传》)③，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与上述结论不同的证据。从严复所留下的360多条批注中，有关于法国革命的，有关于传统的，有关于柏克的保守主义的。这个批注本让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严复从柏克那里受到了某些启发，然而，在对待革命、保守主义等核心问题上，严复的思想却与柏克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更不属于同一体系。 柏克视传统如生命，反对一切革命，代表的是欧洲18世纪的保守主义的传统。严复虽然批注过《柏克传》，但从其思想体系看，却与柏克的体系和价值取向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严复的思想如果说有体系的话，其性质基本上属于19世纪中后期的进化论。严复并不反对革命，但是，在他看来，在民德、民智、民力程度均未足时，强行革命亦无益，革命以后又会重新恢复到原有的旧状态。 他相信“国之进也，新旧二党，皆其所不可无，而其论亦不可以偏废。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认为“天演有必趋之程，非人事所可以大易”，“天演有程，而时不可举，虽有至美之政，至善之教，而群之进也，以人格之不可以大逾，亦特如其所当然而已，不能骤变而速化也”。④在政治领域，“治制本无优劣，视与其民程度相得何如。民如躯干，制如衣服，以童子而被贲育之衣，决其不行而蹶耳，何可用乎? 故不察国民优劣，而徒于治制争之，只成戏论。”⑤因此，维新也好，守旧也好，都应该知道，“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使本弱也，而忽强，本贫也，而忽富，本僿野也，而忽文明，必无是也。民德未孚，虽以术为之，久乃废耳。又使知政俗礼刑，所以成其如是者，一一皆有其本源，则图进步者，知旧法皆有一时之最宜，言率由者，知成功之宜退……是故用天演之说以方群者，将所以除愤解嚣，而使出于中庸之道而已。”⑥这些基本上都是源自19世纪中后期英国思想家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与柏克的思想有着质的差别。严复晚年最容易让人将之与保守主义联想到一起的那几篇文章，几乎没有引用过柏克。例如，《思古谈》(1913年4月)表彰“孔子信而好古”，引用的是19世纪“英之文豪而兼美术家”“刺士经约翰”(John Ｒuskin，1819－1900，今译罗斯金) ⑦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 1913年9月) 虽使人回想起严复在《柏克传》中所做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及“有治人无治法”等批注，但是，严复自称“杂引旁行鞮寄之书，以为吾说之助”⑧，在整个讲义中，却并未提及柏克或柏克的作品，他所提到的，反倒是“西哲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西国法家”Sidgwick( Henry Sidgwick，1838－1900)、“西哲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⑨《读经当积极提倡》和《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1913年) 两文，提到了英国文学家“曹沙尔”(今译乔叟)、“莎士比亚”、“弥勒登”(今译弥尔顿)及哲学家斯宾塞等，但未提到柏克。 这些都足以证明，严复的思想从体系上说，主要源自19 世纪英国的思想学说，而受18 世纪柏克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的影响非常有限。 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常常被人评介为“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⑩但是，在西方，发生在15－16 世纪的“文艺复兴”主要内容是复兴古学，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主要是倡导自由、平等、博爱，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等，呼唤“德先生”、“赛先生”，主张“国权”、“群己权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进化”、“进步”与“秩序”、“互助”等（11)，从一开始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孔家店”和儒家思想，指向了“旧文学”、“旧伦理”，而这些内容在西方，恰好属于“反文艺复兴”和“反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是19 世纪后半期新出现的进化论等。 总之，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不同于传统的古典文献，是一种“新文本”，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要整理、研究、使用这样的文献资料，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还要根据这些新的特点，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所谓“新方法”，简单说来，就是从中外学术文化交汇处，从源头处入手，运用跨文化、跨语际研究的方法，努力弄清相关文献的语际、国际、时际等关系，只有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才会更清晰、更加真切一些，理解才会更加深入、更加到位一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载《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年。 ②John Morley，Burke，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897． ③笔者已另撰《严复、柏克、保守主义》一文对之进行了专门介绍与探讨。 ④斯宾塞著，严复译:《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3页。 ⑤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第144页。 ⑥斯宾塞著，严复译:《群学肄言》，第312页。 ⑦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第322－323页。 ⑧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第329页。 ⑨参见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第326－329页。 ⑩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76－481页。 （11）参见刘桂生《略谈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主要口号的时代属性》，收入《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71－82页;刘桂生主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