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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自清季以来,对于农业之研究改良,亦已有年”,但因“以前之政府,未脱封建思想,只知利官而不知利民,能一琴一鹤,两袖清风,已称循吏,与之谋改良农业,非敷衍了事,即置若罔闻。社会之力量,既因政府腐败而不能与之合作,又因彼此私利冲突,不能共同推行改良,纵有良法美意,而无力量为之推进”(曾养甫:《卷首语》,《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12月,第1页)。加之传统农事因缺乏植物学、气象学、化学等农学知识,而没有科学研究与改造,以致农民在农事活动中一味株守旧习,未求新知,“数十年之提倡改良,并未与实际农业发生关系,并未得相当之结果”(曾养甫:《农业改良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应采之方法》,《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12月,第1～2页)。此外,近代工业的兴起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业衰落,“有力壮丁,悉移走于都市,致使农村劳动者,日益减少,生产物日形缺乏”(铎声:《建设时代之农业政策》,《农铎》1928年第1期,第4页)。这不但造成农村生产力减低,甚且使工业建设受阻滞,“若以现在我国农夫之生产力而言,其所可饲养之他业人民太少,而工业亦遂无发达之希望”(刘和:《农业建设的我见》,《中国建设》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第14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及农村日趋衰败,惨相更甚。这一持续演进的趋势进一步诠释了传统农事功效的式微,同时也昭示着用现代农学知识与科学技术改进农业的急迫性。随着社会上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等不绝如缕的吁求日渐增高,农业建设成为国民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组织所关注的重要事项。为扭转农业衰落之势及支持工业起见,国民政府遂将农业建设提上日程,着手用现代化手段解决农业危机;现代性的农建思潮亦经由各种社会团体对农建问题的研究得以呈现。 建设潮流所向,社会群趋以归。为“使举国民众咸晓然于建设之重要,人人耳所闻目所视口所言心所思,一致趋于建设化”,1929年3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会长张静江,联合曾养甫、李石曾等热心建设的志士、专家起而组织中国建设协会,“以秉承总理遗教,研究及宣传一切物质及精神之建设并促进其发展为宗旨”,通过刊行《中国建设》宣传“鼓吹建设之思潮”(《中国建设协会成立宣言》,《中国建设协会成立纪念专刊》1929年12月,第27～28页),并荟聚了众多农学专家致力于研讨农业建设。如该协会发起人之一蒋梦麟即是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农学院,其大半生精力“都是在围绕着农村复兴而工作”(郭大钧主编:《中华民国史》第7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页);协会会员陈国钧、张范村更于1930、1933年先后主编出版《中国建设》“农业专号”与“农村复兴专号”,揭载海内外农学名家如翟克、杨开道、蓝梦九等,以及国民政府农矿部设计委员会与中华棉产改进会等农建机关成员的著述,于农建事业以翔实之指导。协会其他会员亦借《中国建设》杂志这一平台就时需之农业建设提出许多现代性构想。他们主张从农学实际着手,兴利除弊,以现代农业技术弥合传统农建缺憾,谋求振兴农业。由此,中国建设协会不但为国民政府的农业建设在宣传动员以及人才技术方面奠定了基础,更在相当程度上引动了现代农建的肇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