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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中国建设协会的农建主张及国民政府相关农建举措,不难窥出其一以贯之的现代性诉求。作为国家工业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农建,在对现代工业技术与工业机械的应用中,亦充分凸显出现代工业的主导作用。“盖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工业化的中心任务,又是工业建设渗透于农业中最显明的一点”(文瀛:《农业建设与工业化》,《陕行汇刊》第8卷第5期,1944年,第15页)。而且,现代农建的重心及目的又多以工业发展需求为旨归。以国家工业化建设为重,《中国建设》所刊载的农业类文章侧重于研讨棉花、蚕丝、烟草等工业农产品的改进,如叶元鼎《吾国棉花检验政策与棉业》、张宗成《中国之烟草事业》、李铸九《中国蚕丝改良复兴之我见》等文,而对米、麦等民食农产物则较少论及(仅金超《大小麦的重要病害和实用的防治方法》一文略有所涉)。另外,中国建设协会关于提高农产品价格、加征粮食进口税以及减免田赋捐税等主张,亦是为提高农民购买力与工人工资,以完成“工业发达之首步”(刘和:《农业建设的我见》,《中国建设》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第16页)。 在国民政府农建事业中,亦不乏棉、丝、茶、糖等可作工业原料之农作物的改进举措。如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在初成立一年半中,除致力于电气建设、采矿筑路、水利造林外,于农业方面则有在震泽、南浔等处倡行饲育秋蚕这一项(《建设委员会过去工作与今后计划》,《中国建设》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杂俎”,第4页)。国民政府农矿部全国农政会议关于改进农业办法的决议,亦特别强调要改进糖业及烟茶艺、果树等(《农矿部派员讲演全国农政会议经过》,《中国建设》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建设新闻”,第3页)。 综上可知,运用机械、电气、化学等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固然有改善农民生活的指向性,但其直接导因却是为增加农民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以实现工业化目标。就农业本身的现代化建设而言,只有枝节之计,尚未有统筹之谋,以至于相关主张及举措未能对其发展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建设中,农业建设在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加强。自1929年国民政府确立“振兴农业为发展工商业基础”的农业政策后(张自立:《我国灌溉问题及建设委员会关于灌溉事业之工作》,《中国建设》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第7页),更将农建乃至整个国家建设的重心落在发展城市工商业上。农业作为工商业之附庸常被轻忽,农业行政机构亦只附设于工商业机构之内。从1931年起,国民政府一改从前“专设农工商部,图促进国家重要产业”,以及在部名中留存农业国之“龙(通农)头”的惯例,将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只于实业部内设一农业司,“农业国遂斩断‘龙头’,政府当局仿佛已经承认固有的重要产业是可以不要”,且“农业司上至司长,下迄办事员,全数不过二十余人,远不及该部总务司文书科一科之人数”。欲以二十余人来管理全国农业行政并图改进,“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的(刘运筹:《农业部农学会农学院与农村复兴》,《中国建设》第8卷第5期,1933年11月,第58页)。 如此,民国现代农建事业的整体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从1930年到抗战前后,中国农村的耕地与产量并无明显增长(参见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58～361页)。在中国建设协会及各方的百般努力之下,中国农业建设的现代性路向虽己开启,然其实践成效却极为有限,尤其面对乡村危机频发之情状,也慨然无所应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