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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院派和国民党派论者凸显社会学的特殊地位相反,马克思主义派论者却质疑社会学的独立性。一些马克思主义论者虽承认社会学的存在,但多将之视作唯物史观的代名词。1936年,一度加入中共、脱党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的李平心即称:“现在有人用‘新社会学’来当作史的唯物论的同义语看待,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字面上的意义,这名词是可以通得过的。”[7](P83)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论者则直接否认社会学的存在。时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陈豹隐于1932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所列社会科学科目并无社会学。他解释,“一般所谓社会学只为资本主义的学者所倡导”,“社会主义者”均“否认社会学的存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没有提及社会学”。布哈林将唯物史观视作“无产阶级的社会学”,“这也是错误的不彻底的主张”。这是因为“社会学没有研究的内容”,社会心理研究属于社会心理学而非社会学,经济现象、政治现象、教育现象等“社会形式”研究应分属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综合研究实为“社会科学概论或社会诸科学”,对“社会发达史”的研究则“为唯物史观或史的唯物论,也不必更立社会学的名目”[8](P40、175—176)。在上海博物馆任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陈端志于1934年出版的《现代社会科学讲话》认同陈豹隐此论,亦认为“单纯的离开社会进化史的社会学,据社会主义的学者看来,是不应该存在的。一般所谓社会学,只为资本主义的学者所倡导”[9](P37)。 马克思主义论者在否认社会学独立性的同时,又突出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并将意识形态学视作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受美国影响的学院派论者所列社会科学科目中极少哲学的身影,而马克思主义派论者则将哲学纳入社会科学范畴。陈独秀于1923年在评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即称,社会科学主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他解释,其所言哲学立足科学立场,并不包括张君劢等所言“形而上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10](《序》)。出于强调哲学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论者进而将哲学视作高于各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学科。1936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沈志远申明,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等一切现象的“总法则”,社会科学受“领导人类一切知识部门”的哲学的指导,“社会科学跟一切其他的知识部门有着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11](P5—6)。同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论者又提出,意识形态学亦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如李平心认为,社会科学总论、社会科学发达史、社会统计学构成一般社会科学,而特殊社会科学则包括意识形态学及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7](P97—99)。1939年,王明之等表示,社会科学包括意识形态学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六种[12](P10)。以上是将意识形态学界定为研究人们认知与思维方法的科学。其所言的这种意识形态学又与哲学相当接近,只不过将其研究对象由哲学的整体宇宙缩小为人们的认知与思维方法,而认识论与思维方法则构成哲学的核心内容。此外,1937年,曾加入中共、脱党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的胡伊默分析,“人类的精神或意识形态的活动,是十分复杂的。如像伦理观念、宗教信仰、世界观、文艺思潮,以及各种科学思想”,而意识形态学就是对人类的精神或意识形态活动进行综合研究,找出其与“社会基础”的关系,分析各阶层人们意识形态的不同,寻找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法则[13](P22—23)。 显然,以美国分科为蓝本的学院派、国民党派论者与马克思主义派论者在社会科学分科问题上的分歧,反映出两者不同的学术论述倾向。前者强调社会学的基础性,表明其社会科学理念以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等社会问题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后者否认社会学的独立性,强调哲学对社会科学的指导性,而其所言哲学又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表明其社会科学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