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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科学社会实践性的不同诠释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高潮局面。1932年,编辑《社会科学名著题解》的徐嗣同即由“国内各书肆所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繁多”,注意到“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的运动确实比自然科学的运动来得急速而繁荣”[24](《序》)。1933年,曾任河南大学社会学教授的简贯三亦注意到,中国处于“社会科学潮流高涨的时期”,“五卅运动以来,中国一般青年受社会科学潮流的激荡,自然对社会科学有浓厚的研究兴趣”[25](P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兴盛,虽系中西社会与学术等多种因素交织促成的结果,但中国社会变革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需求则为其要因。中国社会始于19世纪中叶由古代向现代的巨大转型,尤其民国时期包括革命与改良在内的剧烈变革,需要某种新型的社会科学理论及社会认知模式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解释,既对此前的中国社会进行重新认识,又对现实中国社会进行新的诠释,还需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进行预测及规划。1934年,陈端志注意到,在中国各种意识形态相激荡的形势下,社会科学几乎成为各类人士的“救世法宝”和“精神武器”,“社会科学可以[成为]指导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战斗的精神武器,在另一方面,亦可以[成为]麻醉人们思想与行动的僵化的无形药剂”[26](P1—2)。中国社会变革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需求,又反过来促使各派论者进一步认知到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强烈社会实践性。 社会科学具有社会实践性,几成各派论者的共识。与国共两党政治较少瓜葛的学院派论者肯定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意义。1933年12月,山西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创办的《社会科学季刊·发刊词》称,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分析中国社会现象,并有计划地改革中国社会,“惟吾人既经从事于社会科学之研究,则社会科学之任务,即吾人自身之任务,吾人不能放弃此艰巨之任务,故对于研究讨论,罔敢或懈”[27]。国民党阵营论者同样强调社会科学的功能在于为国人提供改造中国社会的门径。1928年,由国民党理论工作者组织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创办《社会科学杂志》,杨幼炯在《发刊辞》中指出,“我们要求彻底的探求中国社会混乱之源,求根本解决的具体方针,就不得不有赖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在今日,实是我民族求生出死的一种指路针”[28]。马克思主义论者进而强调,社会科学应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武器。1932年,具有中共背景的北平科学研究会编印的《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称,社会科学的任务“不仅在说明社会,还要变革社会”。无产阶级社会科学具有“实践性”,“因为它是由实践而来,同时又要变成实践的”[29](P6—7) 然而,学院派、国民党派、马克思主义派论者对于社会科学社会实践性具体内涵的认知,却各异其趣。学院派论者将社会科学的社会实践性理解为以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1938年秋,尚在北平(今北京)的燕京大学法学院开设《社会科学概论》课程,将原分别讲授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三门课程合并为一。与袁贤能、顾敦鍒合作选编《社会科学概论选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赵承信称,此课目的既要系统介绍有关“社会”的学说和方法,又要以现阶段的中国为立足点,“我们要介绍西方的学说和方法,其目的亦正在于了解动变中现阶段的中国。所以,在空间上,我们的对象是中国,在时间上则限于现阶段”[30](《序》)。国民党派论者则将为国民党领导的国家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依据视作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杨幼炯即强调,《社会科学杂志》的创办目的除学术方面外,还在于“欲在这种国民革命高涨的时候,贡献一些可以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作为从事实际运动同志们的一种理论的基础”[28]。1932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主持编撰了一套社会科学基础丛书。是年,历任中央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的法政学家章渊若在该丛书序言中表示,在1928年国民党实现国家统一后,中国正面临“改造建设之良机”,需要对于政治制度和组织有适当的抉择和精审的规划,并使人民有“健全之智识”,“俾今后政治社会之进展,能与人民程度之进步,并驾齐驱”。此皆编撰社会科学基础丛书之目的[1](《社会科学基础丛书序》)。马克思主义论者则将社会科学的社会实践性理解为对中国革命斗争的理论指导性。1934年,曾与李公朴创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的左翼知识分子柳辰夫指出,学习社会科学是为了求得人民的解放,“我们的自学社会科学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解放我们自己,解放全体大众”[31](P31—32)。由此,马克思主义论者系统构建起革命式社会科学论述体系,而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则是此种社会科学论述体系的核心理念。1929年,高尔松、高尔柏即强调,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各有自己的利益,“支配阶级所最最关心的是在维护、延长、稳固并开展资本的支配。被支配阶级所最最努力的是在破坏资本主义的秩序,确保劳动阶级的支配,以及根本的改造全世界”,所以,“支配阶级有支配阶级的社会科学,被支配阶级有被支配阶级的社会科学”[19](P23)。1930年,时任上海光华书局编辑的中共党员顾凤城也申明,任何一个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地位,都要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因而“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32](P17—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