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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3)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 杨俊 程恩富 参加讨论

    (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按其阶级本质来说是国际主义的”①
    从理论上讲,共产国际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每一个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但众所周知,共产国际从成立开始,就一直以马列主义为指南,尊列宁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同时,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苏俄(苏联)一直是共产国际的大本营,布尔什维克党又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共产国际在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上也是接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的指导、帮助。这样,就形成了如鲍罗廷所说的:“有时讲苏联,有时讲俄共,有时讲共产国际,但通常都是一回事。”②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客观实际面前,我们分析共产国际支持世界革命的动机,关键问题就在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是否“按其阶级本质是国际主义的”。十月革命后,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自身处于极为险恶、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中。但苏维埃政权仍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为己任,责无旁贷地承担援助世界革命的主要任务,全力去指导、策动、援助和支持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利用各种手段,甚至是“变民族防卫战争为阶级进攻战争”,去推动欧洲革命的爆发。凡此种种,说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的确做到了“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③
    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国内外斗争,苏维埃政权顽强地生存下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摆脱了战后第一次政治经济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列宁认识到,在世界革命高潮暂时没有到来之前,首要的任务是保存和巩固目前唯一的工农苏维埃国家——世界革命的堡垒。因此,苏俄应该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赢得喘息的时机,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列宁晚年开始,苏俄的对外战略逐渐采取革命和外交的两手策略,④即在指导和帮助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促进世界革命发生的同时,借助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并且从西方取得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设备,壮大自己。
    当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只是在世界革命高潮没有来临之前的策略。直至逝世,列宁从来没有放弃对世界革命的企盼与支援,仍把俄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⑤正是出于国际主义的信仰,1922年12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一个既没有冠以民族也没有表明地理方位的史无前例的国名。⑥它的国歌是《国际歌》,国徽图案也是按照国际主义理念来设计的。它的宪法(1924)开篇就写道:“世界各国已分裂为二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它将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可靠堡垒,而作为全世界劳动者结合为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的一步”。⑦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通过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审视,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在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同时发生和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单独一国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个别苏维埃国家内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在全世界范围内组成的体系”⑧这样一种革命格局。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世界革命的根本战略思想。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但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最终胜利,因为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受着外来武装侵犯和旧制度复辟的威胁。⑨因此,要战胜世界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支撑。纵观斯大林时代,苏联内政外交战略基本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战略思想,即以“世界革命”为根本目标,以“外交”促“革命”。一方面,在国内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经济发展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重点,以期赢得对资本主义的全面优势。另一方面,在外交战略上利用各种手段。⑩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宪法)》(1924年1月31日通过),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82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③《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7页。
    ④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⑤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⑥肖枫:《两个主义一百年》,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⑦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5辑,第181、182—183页。
    ⑧斯大林:《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底策略》,大连:大连新华书店,1950年,第47页。
    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7页。
    ⑩这其中也包括运用情报系统、特务机关的活动等手段。相关情况可参见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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