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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敬爱与失望 五四前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周恩来则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1918年2月，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仍津津有味地阅读已在国内看过的《新青年》杂志，对其中倡导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等表示“极端的赞成”。1919年7月，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更是以介绍“新思潮”为主要旨趣。稍后，他还主持成立了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社，并邀请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前去讲演。①这期间，虽然没有材料显示周恩来与胡适的直接联系，但是，对周恩来来说，胡适当是他所熟知的新潮人物。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心中的楷模。②这差不多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变化的一种普遍轨迹，周恩来显然也在此列。1922年12月，他在专门评胡适的一篇文章中开篇即说：“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③不过，一个“本”字表明，大概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敬爱”和“佩服”已成为历史，而此时却是要批判胡适。 相当一段时期内，思想史著作中一般都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是新思潮阵营分裂的标志，由此断定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道扬镳。现在的研究表明，这未免有些受后来历史结局的影响。如果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去考察，则会发现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一下子就截然分明的，而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似分又合的胶着状态；两者好像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采取不同方法努力的朋友关系，“我们”中往往有“你们”，而“你们”中也常常有“我们”；大约到1925年以后才分出两个阵营、两条道路。④这期间，胡适更倾向于“求同”，特别是“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与苏俄和中共走得也相当近。“胡适踏足政坛，虽以《努力》为根据，真正涉及时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欢与李大钊交换意见。”⑤ 各种材料表明，“问题与主义”之争，并没有影响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政治宣言即《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说：“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⑥该文公开发表时，胡适征集了16人签名，其中就包括李大钊。虽然对于李大钊来说可能有碍于情面或实施策略的因素，但是双方在大目标上的某种一致也确实存在，至少说明当时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放弃“和平的努力”。或者可以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界线这时虽然有所显露，但是缘于先前的友谊、交往和同道，在一些重大举措上彼此仍然“相互捧场”。比如，中共二大宣言发表后，胡适即撰文予以“正面的响应”，称“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胡适还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并且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