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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和1924年，陈独秀曾多次致信胡适，请他帮助蔡和森出书和索取稿费及帮助张申府推荐工作，同时还替《中国青年》向他约稿⑧，并允诺为胡适筹办的《努力月刊》“义务撰稿”⑨。1923年7月，瞿秋白在致胡适的信中，表示希望所任教的上海大学“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请胡适常常指教。⑩同年，陈独秀在《前锋》上撰文，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1)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对逐渐被看作“改良主义者”的胡适等人的态度并不一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办的《少年》杂志中，就指斥胡适等“知识阶级的人”，“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我们”即“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12)“资本阶级的附庸”和“劳动阶级的先驱”显然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蔡和森则指责胡适等“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13) 作为“少年”人的周恩来正是在这时发表了一篇颇有战斗性的专门评胡适的文章。首先，他对胡适“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表示“非常失望”，“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其次，根据胡适的观点分别进行了批驳。针对胡适说的革命与改良可以“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各行其是，各司其事”，他说：“我们便不恐惧他这话同样会被各大军阀，新卖国贼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钱的议员们拿去利用，他自己这种圆滑的精神已实足阻碍革命精神的发展了。”针对胡适提出通过“公开的南北和会”或“各省会议”实现统一的主张，他反问：“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割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决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欲望的结果？”在他看来，军阀无论如何是不会满人意的，非用革命的手段“打倒”不可。而“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对胡适提出的“由政府公开的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战祸”，周恩来更是觉得荒唐：“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忌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 最后，周恩来断定：“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在他看来，胡适的主张与“少年”们的理想已根本不同：“胡先生的政治主张，所谓‘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离着我们共产革命的政治主张很远，但即便合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吞的中国情状下，也只有一个民主革命才能达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因此，即使面对胡适的“主动示好”，他也毫不领情：“胡先生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但我们却要代答胡先生道：‘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1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像周恩来这样的“少年”人对胡适的判定最终成了整个党的认知和态度，李大钊即因中共中央的决议而很快退出了“好人政府主义”的活动，五四新思潮阵营产生的两条道路日益突显。换个角度，如果仅以年龄观之，无论党外还是党内，可以说，时代的大旗很快便由五四时代的老师辈转给学生辈了，这是中国历史一种别样的转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