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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批判胡适成为思想界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对此，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密切关注着。1951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他又粘贴了一份剪报，内容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其中说：“六千多人参加学习；听周总理的报告；学习时间将有五六个月；分成五个阶段进行；教授公开‘独得之秘’；批判胡适、梅贻琦。”(32)一个“报告”，一个被“批判”，特别能说明周恩来与胡适的关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延伸，他们名字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力量、两种文化。历史已注定了一种将伸张为唯一，一种则趋于消亡。 1954年，大陆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争论。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有一段批示：“《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33)在胡适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批判，显然另有深意。唐弢回忆，在一次全国政协招待知识界人士的宴会上，听到毛泽东在席间谈到对胡适的批判，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实事求是。”还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说着笑了。(34)这表明批判者对胡适的历史功过心中是有数的，只是基于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才批判他。 密切关注国内批判运动的胡适很难心平气和，在主观上越来越对中共表现出敌对的态度。1955年1月26日，他在日记中粘贴了两份剪报。一份是《周恩来的声明》，其中表示，“中国人民决心解放台湾”。声明援引了联合国宪章，谴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把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归结于美国的干涉。文前配有周恩来的照片。另一份剪报是美国国会根据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通过的《台湾问题的决议》，其中大意是说，美国将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经济与军事援助，并授予总统“保卫”台湾及其周围岛屿的权力。对此，胡适又产生了“不可救药的乐观”，认为打回大陆有点“近在眼前”的趋向了。第二天，他的日记记道：“去年冬天的交涉，取得安全互助条约，而打消了所谓‘组案’，是一大胜利。此次因大陈问题而得艾总统前天的致国会牒文，当时虽有UN action[联合国活动]之说，但牒文与周恩来的狂妄宣言同日出来，等于打消UN action了，而艾氏的牒文是十年来的最重大的变化，故是吾国的大收获，大转机。”(35)可见，在对中共问题上他与国民党已处于同一立场，而对周恩来用了“狂妄”二字，表明曾经的好感，在此时已丧失殆尽。 然而，如果历史仅仅如此，不免有些乏味。有趣的是，对胡适进行批判的中共还有另一面，即争取胡适的归来。与胡适不同，此时的周恩来和中共领导层却显得比较大度，在谈到对胡适的批判时，周恩来说：“胡适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批判。但是如果今天胡适要求回来，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仍然可以要他讲他的实验主义。因为他的唯心主义的学说已经受了批判，大家已经有了认识，所以仍然可以要他讲。同时，在提到‘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时，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时所起的一定的作用。”(36) 争取胡适回来并不仅仅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毛泽东提到对胡适的批判时，还讲道：“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这里的“我们”显然指的是中共中央。毛泽东说的“带信”大概不只是一个渠道。1956年9月，周恩来曾托出国访问的周鲠生通过在英国的陈源带讯息给胡适。(37)对于中共的争取，胡适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1957年3月16日日记记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过了几天他又记道：“收到小三从唐山寄来一信，是平寄的信，故经过五十日才到。这是七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四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封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38)无论胡适的推断是否属实，中共曾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胡适回国却是确凿无疑的，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已居于大国执政地位的中共的自信，表现出一种不计前嫌、招贤纳士的风度，一种对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的抬举和垂爱。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一直是由周恩来直接负责的，曹聚仁的信很有可能是周恩来安排的。然而，胡适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对中共多渠道争取的做法毫无回应。 四、结语 纵观周恩来和胡适的关系，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个是响应者，共同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不久二人却逐渐疏离，走上了不同的社会改造道路。大约到1937年前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二人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政党的代表和领袖人物，一个是知识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国方略，体现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种共识。然而，自此以后，两条交合之线经过一段似乎平行的延伸后却分开叉来，并且越分越大，直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奔走，甚至回过头来对冲。在周恩来看来，胡适属于“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的代表，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设想给其一定的言论空间。而对于胡适来说，他根本不认同中共新政权，对周恩来的好意自然无从回应。不管如何，二人都属于20世纪不会被遗忘的历史人物，拂去历史的尘埃，换一个角度看，二人的名字似乎都成了一种反映近现代中国变革的符号，符号的背后是那鲜明的“大历史”脉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