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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他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编辑了《独立评论》第237号。周恩来的信最后说“乞对该文加以指正”，并留有“回示请寄西安新城北七贤庄十一号周翔宇收”。由此来看，他不是要求发表“另纸所陈”的文章(因为该文已发表)，也不是要求公开讨论文中的主张，只是希望听一下胡适个人的意见，似乎旨在加强与胡适的联系。胡适欣然在《独立评论》上进行讨论，并希望这种讨论得到“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显然他自己是“同情和赞许”的。 从陶希圣文章的内容来看，他十分清楚中共的主张，“有力的在野党方面，主张凡是有一年以上的历史的党都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又以为只要他们不反对国家，即令反对政府，也可以公开取得参加国民大会的地位。这个条件是比国民党中央更宽的。科学社会主义本来把国家与政府看成一物，这回他们主张不反对国家而反对政府的公开和当选，是依实际情形来说的。换个话头来说，只要不反对中华民国，即令反对国民党政府，也可以公开和当选”。他还对中共“放弃武装暴动”的举措表示赞赏：“国民大会的召集，最近的有力的新动机，自然是在野党最有力者的放弃武装暴动，在对外抗争，对内民主的前提下，他们不再与国民党作武装的争斗。……这一件事在政治上思想上是有很大的影响的。”(23) 事实上，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希望中共停止武装革命，公开和平地进行活动；同时他们也希望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因此，中共的意见和主张亦成为他们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中共政策有转变的迹象时，一些人则表示欢迎。比如，张东荪专门著文赞赏中共的《八一宣言》，他说：“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作何等佩服！”(24) 对于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大概先前同样存有与中共直接“沟通”的意念，而现在直接“沟通”的机会来了，自然也就不轻易舍弃了。在《独立评论》此后的几期上，又接连发表了陶希圣的《不党者的力量》和《国民大会的一个解释》等，继续讨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问题。其中陶希圣还充满信心地说：“为了引导别的党派走上合法的道路，政府是应当而且必然有承认他们的一日。”(25)不难发现，胡适与陶希圣的态度和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共主张的一种呼应，甚至有联合起来向国民党施压的倾向。而从彼此“沟通”的内容来看，周恩来与胡适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此时似已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对外抗战、对内和平民主。 识同则谋。在这不久，周恩来与胡适有了一次直接会面的机会。1937年8月17日晚，“八点半，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员共十六人：张伯苓、张耀曾、蒋方震、毛泽东、蒋孟邻、沈钧儒、梁漱溟、马君武、黄炎培、曾琦、陶希圣、晏阳初、张嘉森、李璜、傅斯年、胡适”。当晚到会的有张伯苓、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李璜、傅斯年、胡适，“周恩来代表毛君出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的领袖，同聚一堂，共谋国是，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胡适当天的日记还记道：“得知三日中共打下三十只日本飞机，已证实的有廿六只。又知南口小有顿挫。”(26)这应当是从周恩来口中“得知”的，一方面是中共的战绩，一方面是国民党的“顿挫”，相信此时的胡适对中共有一种无言的好感。此间，周恩来与胡适有没有单独交谈，是否谈到了不久前他们的互动，已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直接的谋面是两人关系的高峰，目前没有材料显示他们在此前或此后还曾见过面，这更突显了两人本次见面的意义，等他们再强烈地感知到对方的时候，已经是“换了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