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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沟通与共识 1927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中共内部有人提出把主张改良的自由知识分子打入革命的对象之中。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第三党”被看作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15)，那么对“资产阶级附庸”的“知识阶级”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客气。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左”倾政策的影响，中共党内一些人把一切自由知识分子或中间派都当作国民党的“帮凶”。 直到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有了“沟通”的机会。1936年4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列举的要联合的各党各派中，其中就有胡适主持的“北平独立评论社”。(16)这说明中共把胡适也看作一种政治势力的代表，由此作为统战的对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与胡适便又发生了直接关联。1937年，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亲自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素仰先生热心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主张及其运动，因缺机缘，未由通问。现内战已停、抗战尚未发动期中，全国舆论正集中注意力于国民大会法规之修改及其召集，以冀由此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敝方特于月前提出修改意见如另纸所陈，颇望国民政府能依此原则，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通过民族统一的政治纲领，以发动抗战。乃上月杪，国民党中常会已将修改内容公布，其所持原则与原法规差别不多。敝方现仿本文中所提原则，继续要求，务期两法规之基本内容能符合真正民主，过去选举能一律作废，以利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彻底合作，一致对外，想为先生所赞同也。书此布臆，伫候明教，并乞对该文加以指正为幸。”(17) 信中周恩来说明“另纸所陈”的，是他在1937年5月1日发表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其中提出：“不仅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应该修改，而且过去的选举，不论推选决选，应该一律作废……各党派代表名额应不超过代表总额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历史一年以上的各党党员数目多少为比例，并应估计到其他条件，由各该党依额自行选举。”(18) 对于中共的这一表示，胡适虽未直接回信，但很快作出了公开回应。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陶希圣讨论文章的“编辑后记”中说：“最近我们接到周恩来先生从西安寄来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虽然没有月日，我们看其中的说话，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四月底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两法规之前发表的。现在修改这两法规的机会虽然已成过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争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19)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胡适对中共和周恩来的一些举措和变化已有所了解。1937年1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史佐才从西安逃出来(据他自己说)，来谈十二月十二至廿四日的事。”(20)第二天，他又收到了傅斯年寄来的号称“绝密”的长信，谈得更为详细：“西安最近空气大略如下：一、街上标语有‘庆祝张、杨二将军政治主张成功’、‘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民众抗日’等等，不脱抗日，而绝口不谈共产。二、大家皆云联合战线，故不知谁是共产党。三、晤杨贼，甚高兴，云做得粗鲁，但从无一字悔其主张。四、周恩来晤蒋二次，第一次蒋一语不发，第二次谈得甚好。(此事弟已在此间得到confirmation[证实]。)西安遍传蒋云‘终身不内战’。五、蒋之行也，实共党主持之。(此事亦confirmed[已证实])。六、陕北、陇东，张军与共党相互照应。……总之，西安空气是蒋答应了一切。”“今日晤到若干友人，知西安空气颇有不少根据。盖共党之主张放蒋，坚谓不赞成张之扣蒋，是事实(此事弟早料到)。蒋晤周，亦事实。周谓‘此时非全国在蒋先生领导下抗日不可’，亦事实。周又谓取消中国苏维埃，红军改番号，与张、杨军守西北以抗日。看来此时共党已接受Moscow[莫斯科]命令，而表面上做得如情如理。”(21)此信傅斯年专门嘱咐“看后焚之”，然而热衷史料留存的胡适并没有照做，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有关西安事变内情的又一佐证。3月4日，胡适的日记又记道：“莫德惠先生来谈。知政府对共党已有一种密契。”(22)显然，他已经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的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