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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晚明历史记忆与政治现实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 蔡炯昊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自晚清以降,明末清初的历史不断浮现在读书人视野当中,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资源。抗战期间,在国共两党合作抵御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双方的摩擦仍然接连不断,双方常常借历史以言当下,晚明历史成为双方论争的一个重要场域。1944年,国共两党围绕着一篇纪念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三百周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展开了一场论争。通过考察此文的写作和引发的争论以及其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改编作品,可以窥见在抗战后期,一种历史记忆只有符合政治权力拥有者的意图,才有机会被广泛传布,并通过宣传文件和文艺作品而在民众中获得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历史记忆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被纳入到接受者的固有心智和文化结构中,从而被重新塑造。
    【关 键 词】抗战/国共关系/晚明/《甲申三百年祭》/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蔡炯昊,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自晚清以降,明末清初的历史不断浮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思想资源。记忆与遗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通过对历史阐释权的争夺,不同的政治势力希望获得更多的象征资本,并削弱对手的“正统”地位或者“合法性”。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过去朝代历史的叙述也与现时的政治情势相关,陈寅恪谈及传统史学中的“史论”时说:“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①既然史论可以等同于时评,就更可见其重不在“史”,而在“论”。
    晚清革命党利用晚明史事宣传排满革命,崇祯殉国之惨烈和李自成起义到兵败的事迹也被通俗文艺作品反复书写,其中对明廷和崇祯帝寄予强烈同情。
    民国成立之后,晚明历史的叙述虽与清季有所不同,掺入更多无关政治的娱乐成分,但基调大抵是揭示明末衰象,以促时人引以为鉴,同时哀悼明亡,批判清朝残暴和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的“恶行”。1944年,正值明代覆亡三百周年,晚明历史成为多种政治话语竞相斗争的一个场域。
    一、《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过程与引发的论争
    (一)《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缘起
    1944年,全面抗战进行到第七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貌合神离,双方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既有纸面上的相互攻讦,也有真枪实弹的较量。上一年围绕《中国之命运》的激烈论争才刚刚停息②,这年1月15日,在重庆郭沫若的寓所③内,一群左翼文化人以及中共代表于怀(即乔冠华)等汇聚一堂,商议利用纪念明亡三百周年的契机,发动一次针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随后,郭沫若写了一篇纪念明朝覆亡以及李自成农民军队失败三百周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④,由此引发了国共两党间一场论战。通过考察这一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抗战后期政治文化的一些层面。
    《甲申》一文,试图挑战既有的认知方式,因应抗战后期国共两党貌合神离的时局,对明亡史事做了一番新阐释,为中共在两党政争中增一砝码。1944年3月19日⑤至22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连载郭沫若的《甲申》一文,同时为与郭文相配合,《新华日报》和中共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刊发了一系列左翼文化人论及晚明史事借以抨击国民政府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国民党方面组织力量对此文口诛笔伐,认为其散播“亡国主义”的毒素,而共产党方面则对郭文高度肯定,在最高领袖毛泽东的直接指示下将其作为整风文件下发全党,要求干部及一般党员认真学习,期盼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
    (二)《甲申三百年祭》的内容与论旨
    《甲申》全文长约1.7万余字,就其内容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指出甲申年之所以值得纪念,非对明代覆亡寄予哀思,而是因为:“规模宏大而历经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流了二百六十余年。”⑥所祭者非是明代,而是“农民革命”⑦,接着述及明末政治社会形势,指出崇祯帝的过失,认为崇祯帝历来被后人同情,似乎非“亡国之君”,而其实在“运气太坏”之外,自身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天灾固然可怕,“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只要“政治是开明的”,就可以抵抗天灾,而流寇盗贼更自然也随之偃旗息鼓了。循此理路,郭沫若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⑧崇祯帝既然不肯真心为民,却要“汲汲要誉”,“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放着内库的数千万两银子不用作赈灾,所以流寇蜂起,且愈剿愈多了。
    行文至此,对崇祯帝既已评判完毕,郭沫若立即转入第二部分,述李自成事。首先将李自成与有“嗜杀”之名的张献忠区分开来⑨,称李自成善于“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⑩郭沫若将李自成与朱元璋等并列,这一论述策略或曰“笔法”不能不说是很巧妙的:国民党方面通过现代虚拟的“政治血缘”,将朱元璋遥奉为其“民族革命”的先驱,因循旧史的“笔法”,贬斥李自成等为流寇。郭氏将他们并列,暗含国民党所谓的“民族英雄”,原本也和“流寇”无所分别,甚至还有所不如的意思。
    揆诸传统史籍,将李自成比附于朱元璋的记载也屡屡出现,不过受制于传统政治道德和史家之“笔法”,每每被“曲笔”掩过,表现得比较含蓄而已。《明季北略》中有一则述及李自成早年事迹的史料,就记载了其朋辈刘良佐与李自成的一段对话:“自成曰:‘宁为鸡口,毋为牛后。’良佐曰:‘昔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我二人有才如此,宁忧不富贵?’自成曰:‘大元帅何足道!汉高祖、刘知远、我太祖皇帝,岂祖宗传下天子?亦是凭空做成事业者……’”(11)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对话未必曾真正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可能“写意”的成分要多于“写实”,但很能刻画出传统社会中草泽英雄的神貌,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同时也体现出史籍的作者也有意无意地将李自成与刘邦、朱元璋等开国皇帝并列,不过要借李自成自己之口来表达罢了。
    不过,郭沫若在表彰了李自成及其事业之后,将更多的笔墨倾注到了李岩身上。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李岩这样“干革命”的“知识分子”参与到李自成的队伍中去,才使得李自成能够顺利推翻明朝的统治并建立起大顺政权,后来又因为李自成在初步成功之后不能采纳李岩的严明军纪、收拾人心、招抚镇守边关的吴三桂等建议,任牛金星、刘宗敏等一干人等进城之后纵兵大肆掳掠,逞其骄奢淫逸之欲望,回复到了早期的“流寇作风”。于是,在吴三桂引来的清兵攻击下,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并匆匆退出北京,听信牛金星的谗言,以为李岩心怀异志,遂诛杀李岩。随后李自成一退再退,最终于湖北九宫山被杀,其事业遂告失败。
    郭沫若写道,由于李岩的加入,“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而李自成“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12)为了证明这个判断,郭随后比对了《明史》、《明季北略》、《烈皇小史》等数种史料中关于李岩的记载,做了一番考证,认为李岩加入李自成的队伍,时间在崇祯十三年左右,并进一步印证就在此年李自成作风转变。随后,郭沫若论述李岩本人的“思想转变”,从只是“同情流寇”“好施尚义”而“不甘心造反”到加入“农民革命”,此中缘故在于崇祯帝“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13)指出崇祯帝要为明亡之祸负责,与前文呼应。
    回到《甲申》一文的主线上来看,郭沫若叙述李岩加入李自成队伍之后,称赞其“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14)这里使用的语言,如“与人民打成一片”云云,实际上是中共当时在宣传中所用的语汇,很容易唤起读者的联想,把李岩视为一位党的政工干部。在此之后,文章述及李自成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发展,终于攻下北京。随后,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便开始骄傲自满,不可一世了。此时,李岩再次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15)郭沫若引用史料,表达李岩与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确实具有不同的作风与眼界。李自成听信牛金星的谗言,对“机会主义者”吴三桂掉以轻心,最终被吴引来的清兵所击败,农民军开始出现“解体”的形势,从高潮走向覆亡之路。
    行文及此,郭沫若评论道:“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并认为李自成如果听从李岩的种种正确建议,必不至于走向失败的命运,清兵便不至于入关。于是,李岩“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在哀悼了李岩的悲剧命运之后,郭沫若又称:“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之后,便要屠戮功臣……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16)从中可以窥出,郭沫若本人对李岩有着极大兴趣和感情,因而强调读书人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甲申》的主要论旨之一。
    郭文中包含着数个相关联而又不完全重合的论旨:既以明廷暗指国民党腐朽专制,投降外敌,又指出农民军在抗击外敌中所起的作用,褒扬中共在抗战中的成绩,同时还表彰了“农民革命”中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因此,各方在解读时,往往各取所需,并加以各自不同的阐释。其中表彰“干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论旨对于郭沫若来说无疑是最主要的。两年之后,郭沫若再次提起李岩,称自己写作《甲申》之时确实对李岩倾注了许多感情,他说:“关于李岩,我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他以举人公子身份而终于肯投归李自成,虽说是出于贪官污吏的压迫,但在思想上一定是有相当的准备的。”(17)此时,毛泽东关于《甲申》的解读早已通过各种改编作品以及党内文件的形式传递到基层党员干部脑中,李岩的重要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而郭沫若仍然重提李岩,可见其心目中李岩原是《甲申》的核心和“主角”。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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