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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国共两党关于《甲申》的论争和其后一系列的阐释行为，可以放到20世纪的晚明历史叙述与现实政治纠葛这一大的语境中加以考察。自晚清以来，由于“排满革命”思潮的兴起，晚明历史在不断被各方政治势力出于不同的现实目的重新叙述，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民国成立之后，更为包容的“五族共和”口号成为新的政治理念，“排满革命”失去标的，晚明历史亦随之远离现实政治，一度回归书斋和走向娱乐化。但是，随着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基于民族革命的意识形态，竭力塑造其与明代的“政治血缘”关系，以构建其政治合法性——作为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往往需要归根溯源到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甚至明太祖的反元斗争。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渐渐风靡，中共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地揄扬历代“农民革命”，特别是明末农民革命的伟大并试图从中获得能为己所用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着日本入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政治势力和知识界在回溯历史中开始以晚明比附时局。抗战期间，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这一背景下，相互之间的摩擦斗争仍然接连不断，其中既有战场上的真刀真枪，也有文化层面的口诛笔伐，但既然名义上的统一战线仍然存在，攻击便不能太过直接，故常常借历史以言当下。晚明历史成为双方论争的一个重要场域，你来我往之中，往往古今杂糅。 《甲申》一文发表之后，国民党方面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批驳，这些批驳的文章虽然政治态度与《甲申》迥然相异，但是其借古喻今的态度，往往与《甲申》分享同一种思路，试图将历史叙述与政治现实纠葛到一起，即将对手比附为“流寇”，却又特别强调自身与明代朝廷的不同，构成某种程度上的自相矛盾，也体现了国民党方面在宣传战中的捉襟见肘。这样一来，看似对立的双方实际上在共同形塑关于晚明历史的记忆。 因为《甲申》一文之中本身包含了数个相互关联而不完全重合的层次，所以各方在解读《甲申》时便从不同的角度用力发掘：譬如国民党内的“御用文人”陶希圣便从中窥出郭沫若表彰李岩有以其自比的意思，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则对文中描述的农民革命军在胜利前夕骄傲自大、腐化堕落颇为注意，却对郭文中极力揄扬的干革命的知识分子李岩有意无意地忽略，也不会引导党员干部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角度加以理解。 与国共两党的媒体围绕《甲申》展开论争的同时，在延安以及其他中共根据地，《甲申》被列为整风文件，被广泛地传达并学习。政治领袖与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编织而成的历史叙述迅速地重塑了民众关于晚明的历史记忆。通过政治领袖对《甲申》的解读和做出相应的指示，经过整风学习之后的党的宣传机器和文艺工作者，迅速地生产了一系列大众文艺作品，将经过筛选的《甲申》的文意传递到当时中共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一般民众的脑海当中。 在以后的晚明历史叙述中——即便是相对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不断出现抗战时期的用语和相关论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左右了人们思考和理解晚明历史的方式，使得这段历史与20世纪政治文化的纠葛延续下来。此一问题留下的探索空间仍然不小，可以另外撰文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