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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整风文件的《甲申三百年祭》及其改编作品 (一)毛泽东将《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 正当国民党方面组织力量对《甲申》进行“围剿”，借以攻击中共依靠苏联的“亡国主义”之时，身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则发现了此文所具有的独特意义：除了对国民党方面的专制腐朽有影射的功用之外，还兼有对内的功用，能够使得党员干部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提高警惕，不至于陷入骄傲自满的情绪当中，而重蹈李自成的覆辙。(39)在毛泽东的倡议之下，全党开展了学习《甲申》的活动。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共根据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政治领袖对于特定历史叙述的生产和传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政治领袖可以针对已经形成文本的历史叙述进行裁剪，汲取其中对于达成其政治目标有利的成分，而摒除其他可能对其不利的阐释方式。此时的毛泽东，通过近两年暴风骤雨似的整风运动，成为党内至高无上的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权威。在对《甲申》的解读中，毛泽东的讲话和贯彻毛泽东意志的按语使得郭沫若原文中对于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凸显和重视变得无足轻重，而着重强调了革命胜利前夕不能骄傲自满。 毛泽东自青少年时代以来对旧史书涉猎颇多，《明史》是他最爱读的史籍之一，屡屡在书上作有批注，希图从中汲取政治智慧。(40)当然，作为服膺“革命功利主义”(41)的政治领袖毛泽东，涉猎旧史的目的绝不止于“文字可玩味”，而是要“古为今用”，“一切为了革命事业”。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在解读历史题材作品时，非常关注文本潜在的指涉性内涵，而且常常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文本的‘政治用意’所在”(42)，毛泽东对历代农民战争向来关注，以为从中可以寻找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并对正史所贬斥的“流寇”之类评价颇高，视其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读史的兴趣所在和对“农民战争”“流寇”的好评，使得毛泽东在读到《甲申》一文之后，立即大为赞赏。 1944年4月12日，在《甲申》发表20余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便特别提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3)4月29日，毛写信给著名的“开明绅士”李鼎铭，论及当时边区文化人李侯建所创作的以李自成事为蓝本的《永昌演义》时称：“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44)此处可见，毛泽东对历代农民战争评价之高。同时也可窥见，毛泽东希望历史叙述都能为现实服务，如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一样，对历史的阐释和叙述必须以促进现实的政治目标为准绳。这一理念，无疑得到了迅速贯彻。 与对农民领袖的不吝赞美相反，毛泽东对历代的读书人则评价不高，认为他们不从事生产实践，不劳而获，只是充当统治阶级的附庸和帮凶，并曾在演讲中用生动而夸张的语调调侃知识分子和所谓的“教条主义者”。(45)在读到《甲申》之后，毛泽东不会对郭沫若倾注心力、极力揄扬的读书人李岩抱有太大的兴趣，而重点关注到文章传递出的在有利形势当中革命队伍的腐化变质导致整个革命事业失败的危险性。(46) 正是在毛泽东读到《甲申》且表示高度肯定的基础之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19日刊发了《甲申》全文，并加上了编者拟定的按语，作为引导读者理解此文的门径。此按语篇幅不算小，为行文简洁，此处不全文引述。(47) 其主旨大致可以概括为：郭沫若的文章运用了翔实而充分的史料分析了明亡的社会原因，对比了明思宗和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并且也严格地指出其后期所犯的错误，并非意味歌颂，真正抗清的也正是李自成的旧部，而不是“歌颂满清曾胡的战败亡国主义者”。而郭沫若在《甲申》原文中倾注了大量笔墨和感情的李岩只被附带性地提到了一次，其悲剧性命运更是完全被忽略，此种忽略想必并非无意识的。此时延安整风运动甫告结束，大肆表彰“干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当时氛围不合。 《解放日报》全文刊出《甲申》之后，中共根据地的干部及民众才有更多的机会读到此文，当时《新华日报》除了党内少数高层领导能够及时阅读之外，延安和根据地的其他人士并不易见，故郭文虽早已于一个月之前发表，在国统区大后方也已引起论争，但在中共根据地，尚未广为流布。身在延安的人们所读到的第一个版本的《甲申》，一般而言就是加上了按语的《解放日报》版本。(48)按语的导向如何影响读者接受《甲申》一文，因为没有太多直接材料以为佐证，无从得知详细情况。据田汉日记所载，在山东的民主人士姚尔觉便称：“当时在山东解放区初读此文电稿时，首先矫正了儿时所获知的‘君非亡国之君’的糊涂观念。其次才是李自成的得失和李岩的为人等等。”(49)可见，在姚的心目中，此文的矛头还是对着国民党的，与按语的理解一致，对农民军在胜利面前需要避免骄傲的主题未甚措意。 按语虽然贯彻了毛在《学习和时局》中所拟定的基调称颂《甲申三百年祭》，但反击国民党和称引马列主义原典的文字稍多，行文不太简洁，主旨亦显得不够鲜明。于是，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八路军总政治部联名发表要求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和苏联剧本《前线》的通知，称：“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望各地收到广播后，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展开讨论，其不能读者并予以帮助解释。”(50) 相较于按语的字句繁复和对马列经典的称引，这则通知言简意赅地指出学习《甲申》的用意是不可“纷纷然，昏昏然”地骄傲轻敌，《甲申》原文中浓墨重彩书写并极力揄扬的李岩，到了通知当中全无踪影，或者较为隐蔽地被转变为了“妄杀干部”中的“干部”这个抽象的现代政治语汇，至于“不讲政策，脱离群众”等等，也是意思显豁，简单明了。随后，大规模地学习郭文的活动也就迅速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开展起来。为便于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很快阅读到郭文，中共根据地的出版机构马上组织出版了单行本《甲申》。这些单行本因其整风文件的性质，每每将中宣部与八路军总政治部的通知同《解放日报》的按语置于卷首，以防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读者对郭文出现理解偏差，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一致。 就笔者所知，当时中共控制地区以及在国统区内由中共所控制的出版机构所印行的《甲申》单行本，大略有以下几种版本：1.1944年5月，延安新华书店版，此版系翻印《解放日报》上的连载，附有按语。2.同年9月，苏中出版社版，此版附有中宣部的通知。3.1945年9月，上海野草出版社版，副标题为《明末亡国史实》，同年11月再版，书名改为《明末亡国史》，副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此版书后附有“本文大意”，以促使读者按照政治领袖所划定的范围理解此文。(51)4.1945年9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版，此版封面上有简单绘图。(52)这些单行本的发行量大约都不小，据1944年访问延安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回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据说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个礼拜就销光了。”(53)此是就延安一地的情形而言，其他根据地出版的单行本尚未计算在内。《甲申》于是迅速成为延安和根据地的畅销书，而其经过最高领袖按照当下的政治目标所修正的历史叙述和观念，也随之进入到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的脑中。田汉曾经在日记中引用中宣部与八路军总政治部的通知之后，评论道：“文学作品，历史考证，甚至有时可能对实际政治起伟大作用，这里便是一个好例。”(54) 然而，在领袖的号召和宣传机构的造势的基础上，学习《甲申》的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之后，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郭文长达1.7万余字，且在多处大段引证了并不十分浅显的文言史料，对于当时文化程度水平普遍不高的中共基层干部，阅读学习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在晚清获得秀才功名的谢觉哉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为基层干部讲解《甲申》，在其日记中谈及了听众的状况：“许多同志看不懂，不只因为是历史事实，且因所引旧书上的文言，那些字义，没有学过。”这种情况之下，讲解的效果当然不会很好，谢觉哉感叹：“识得三两千字能看能写白话文的同志，不要自满，要进而学习一些虽不常用却非死去的文字，以便看得懂一些历史上及社会上的东西。这在干部很必要。”(55)然而，感叹归感叹，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的事实却无法骤然改变。谢氏本人虽然能熟读史籍，并灵活运用，将历史巧妙地比附当下，称：“现在的李昌龄、边大绶，还是一脉相承，现在的多尔衮——日本侵略者也非常懂得现在的李昌龄、边大绶辈心理。不同的时代变了，现代的多尔衮、边大绶、李昌龄终于要送进坟墓。”(56)但奈何上述诸位历史人物，恐怕是听众闻所未闻的，谢觉哉的感叹，恐怕有那么点“秀才遇到兵”的意味，仅仅通过阅读和讲解的方式，要使一般干部领会郭文的文意，并且按照毛泽东的解读加以学习思考，就稍稍显得困难。故在随后的学习中，依托郭文改编的戏剧等通俗文本，成为学习《甲申》的主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甲申》文的意义再被加以改造和提纯。领袖的解读和意志，也将以更为生动和鲜活的语言得以贯彻，尽管在不同的衍生文本中，表达的方式不尽相同。通过对这些通俗文本的阅读和观看，党员干部以致一般民众，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自身关于晚明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历史记忆与想象。 不过即便是在领袖人物将《甲申》列为全党整风文件，动员干部党员认真阅读学习的语境中，也仍然有人对于《甲申》的内容和论证方式不以为然，在私下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素以敢作敢为的明快个性闻名于延安的作家萧军，就在其日记中表达了对《甲申》乃至郭沫若的不满：“读了四月十九日、十八日(原文如此，顺序似乎应该相反——引者注)解放日报上郭沫若的《甲申》一文，这是叙述明末老闯起义的故事。本文除开在侧面尽了一些讽刺的政治作用——也很薄弱——而外，其余是没什么奇特之处，只是把一段段历史抄来解释一番，而且见解也平庸繁琐，主题不鲜明，缺乏深度。总之我对这人底勉强‘学者’的酸气感到无味，更是那种卖弄读过几本书的腐气。我早先曾想过以李闯、黄巢等写两部歌剧，这材料对我也有用些……我越读一些所谓名家们的文章，越觉得他们是空无所有，他们是在那里‘反刍’。”(57)萧军对《甲申》一文以及郭沫若本人的批评可谓尖刻。与国民党方面从政治立场上对郭文大加挞伐所不同的是，萧军并不认为替李自成等“农民革命”翻案的立意有何不妥，而着眼于郭文的行文和论证，甚至认为自己就这个主题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可谓入室操戈，进而质疑郭沫若的学问浅薄和整个“学者”群体的不学无术。就萧军此时在延安被冷落的处境和失望的心境来看，他这些话颇带着几分“文人相轻”的意味。然而此种批评也就只能出现在日记这种私密性文件中，在公开场合，延安和根据地迅速开展了学习《甲申》的活动，毫无疑问，学习以毛的解读和中共中央的政治目标为基准。且不论萧军这种颇为严厉的批评，即使是与毛所拟定的基调不合榫的理解方式，也不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