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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②有学者认为：1943年《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以著书立说的方式，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前途，完成了理论意义上的埋葬。参见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98页。 ③当时郭沫若在天官府的寓所为两层楼，据刘白羽回忆：“楼上外间屋是会议室和餐室，里间是郭老的工作室。”当时左翼文化人时常在郭的寓所会谈，故郭自称其地为“重庆的小延安”，许多延安的消息和中共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指示都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参见刘白羽《雷电颂》，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往事与哀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④为行文简洁，以下简称“《甲申》”。 ⑤选择在19日刊发也是有深意的安排，因崇祯皇帝在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三月十九日于煤山自尽，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的忌日，但实际上阳历3月19日并非农历的三月十九日。 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第4版。 ⑦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语境当中，“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竞相标举自身的“革命性”，而指斥对手为“反革命”，因之在表述历史的时候，如将某个人或某个事件标定为“革命”，即意味着对其褒扬。国共两党皆自认为革命政党，并且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将人物抽离出其本来的社会文化脉络。冠以“革命”与“反革命”的标签，前文述及的将朱元璋等列为“民族革命”的先驱，即是一例，此外的例子甚多，此处不赘。 ⑧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第4版。 ⑨李自成、张献忠历来为人所并称，张献忠“屠蜀”“嗜杀”等事迹尤其为人熟知，清季又再度广为传布，若褒扬李自成而兼及张献忠，恐更易为国民党抓住攻击的把柄，故需将二人区隔开来，这应当是郭文的一个策略。又，郭沫若因为自己是四川人。对张献忠也绝无好印象，郭沫若将其比作当时已经叛变中共的张国焘，同列为祸害四川的人物。 ⑩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20日，第4版。 (11)计六奇：《明季北略》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3页。 (12)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20日，第4版。 (13)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20日，第4版。 (14)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21日，第4版。 (15)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21日，第4版。 (16)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22日，第4版。 (17)郭沫若：《关于李岩》，《历史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186页。 (18)董霖：《六十栽从政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1—162页。 (19)陶希圣：《纠正一种思想》，重庆《中央日报》，1944年3月24日，第2版。 (20)叶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周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21)叶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周年》，第104页。 (22)叶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周年》，第104页。 (23)黄本义：《评郭沫若的李自成主义》，《尖兵》1944年第11、12期合刊，第7—10页。 (24)“越客”及后文的“辛庐”与“一士”其真实姓名皆不可考，笔者推测他们可能是在国民党宣传机构中任职的小人物。 (25)越客：《甲申史料》，《尖兵》1944年第11、12期合刊，第11—12页。此文与叶青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又同时在《民族正气》第2卷第4期上登载，可见当时国民党宣传刊物常重复用稿，或者为了张大声势。 (26)辛庐：《从樊崇张角到李自成》，《尖兵》1944年第11、12期合刊，第14—16页。 (27)有意思的是，历朝“正史”正是唯物史观所要批判对象，因为其中充满“偏见”和对农民起义的“污蔑”。 (28)一士：《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尖兵》1944年第11、12期合刊，第13页。 (29)张铁侠：《甲申三百年祓》，《时代精神》1944年第6期，第1—11页。 (30)寸金：《记取甲申破日年》，《时代精神》1944年第1期，第2页。 (31)参见余柯《明思宗殉国三百周年纪念》，《锻炼》1944年第3期，第13—16页。 (32)陶文结束之处还附有注释，说：“我们称郭沫若为‘郭沫洛夫’。因为他外形虽是中国人，内心却是苏俄人。他的‘甲申’论文，充分证明了他的那颗心是附属苏俄的。”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14页。 (33)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页。 (34)郭沫若：《答费正清博士》(1944年4月21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0页。 (35)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36)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37)于立群：《难忘的往事》，《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第3版，收入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周年》，第125—129页。 (38)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第323页。 (39)据刘白羽回忆，毛泽东重视《甲申三百年祭》当与周恩来有关，“总理很重视郭老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特地把这本书带到延安出版，我就是在延安读到用淡蓝色马兰纸印的版本”。刘白羽：《雷电颂》，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往事与哀思》，第14页。此处称“把这本书带到延安出版”，应该不确，因在重庆《甲申三百年祭》并未单独成书。 (40)参见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41)毛泽东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参见胡采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卷2，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913页。 (42)郭剑敏：《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1949—1966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43)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4、945页。据学者邓野考证，此篇文章由4月12日和5月20日的两次讲话合并而成。参见邓野《〈毛泽东选集〉所收《学习和时局》一文时间与史实的出入》，《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86—187页。 (44)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 (45)这两者有所区别，但也有重合的部分。“教条主义者”主要是指党内的留苏派，他们普遍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 (46)毛泽东在1944年11月致郭沫若本人的信中，也提及了对《甲申三百年祭》的解读：“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成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可见毛的着眼点是在“避免骄傲”上，故随后又建议郭沫若“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参见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 (47)无署名：《转发〈甲申三百年祭〉按语》，《解放日报》，1944年4月18日，第4版。 (48)谢觉哉是4月19日才读到《甲中三百年祭》原文的，其日记中记载：“前见中央社反对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社论，今天方读到郭文。国民党做贼心虚，无损于郭，只益暴露该党日暮图穷的无聊。”参见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6页。 (49)田汉：《田汉全集》第2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50)中共中央宣传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关于学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第92页。 (51)此版“前言”中称，沦陷区曾经出现过一个单行本。但限于条件，笔者未能寓目，故无法对其进行分析。 (52)另据孟丽娟，此外的单行本大约还有：大连大众书店1946年版、宁安的宁安印刷厂版、沈阳东北书店版。但这几个版本笔者所访问的图书馆没有收藏，故未得寓目，据孟文，这些版本多只有为行文顺畅而作的个别字句调整，内容并无修正。参见孟丽娟《〈甲申三百年祭〉是怎样流传开的》，《郭沫若学刊》2004年第2期，第21—26页。 (53)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版，第166页。 (54)田汉：《田汉全集》第20卷，第300页。 (55)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册，第704页。 (56)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册，第666页。 (57)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58)李健侯系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出身官宦之家，青少年时期随父客居成都，后返回家乡，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其书为民国年间唯一一本以李自成事迹为主题的章回体小说。 (59)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1927年之后的10年间，热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活动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概念，由此，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塑造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念。”相关情况可以参见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0)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提到了范文澜和吕振羽，称：“从他们研究的成果看来，我们知道延安版的中国史也完全改变了观点……倘说中国的旧史是依着‘成王败寇’的观点而写的。则延安版的国史恰取着相反的观点。凡是旧史上的‘寇’，差不多都翻身为阶级斗争的英雄了。”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46—147页。 (61)无署名：《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张学新编：《晋察冀革命戏剧运动史料》，河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办公室1991年印，第89页。 (62)赵超构还提到：“他们虽利用平剧来演历史故事，却绝对排除了宫廷化的意识，将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怪力乱神，尽力肃清，而代以‘群众革命’的意识。”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21—123页。 (63)在中共根据地，历史剧相对而言不如在国统区多，盖因政治、文化环境迥然不同，根据地的宣传作品不必以曲折出之。且民众未必熟稔相关史实，若演出得不当，未免事倍功半。正因为如此，依托《甲中》改编的历史剧就更值得注意，因为其全部出现在根据地。 (64)参见郭剑敏《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1949—1966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65)关于“样板戏”的创作和演出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见许国惠《样板戏里的革命：领袖、群众、阶级斗争》，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2—233页。 (66)关于领导以及观众、读者在建国后大众文艺作品创作和修改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参考陈蕴茜关于《刘三姐》的文本流变和艺术创作加工过程的研究。陈蕴茜指出：“领导指导排戏和拍戏的模式一直主导着中国文艺的发展”，“群众意见是《刘三姐》剧本修改与重述的基础”。陈蕴茜：《山歌如火：〈刘三姐〉的性别意识与阶级斗争》，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第181页。 (67)邓拓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实际负责整个晋察冀边区的宣传工作。 (68)王久晨：《忆京剧〈李自成〉在张家口的演出》，张学新编：《晋察冀革命戏剧运动史料》，第202页。 (69)马少波：《闯王进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2页。 (70)诸辛：《前线剧团与〈甲申记〉的创作演出》，《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4期，第34—36页。 (71)阿英：《〈李闯王〉编演纪事》，《阿英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页。 (72)阿英：《关于〈李闯王〉的写作技术》，《阿英全集》第10卷，第528页。 (73)马少波：《闯王进京》，第136页。 (74)1944年访问延安的赵超构认为延安根据地的历史剧使用现代语汇不妥：“他们今春上演了一个秦腔剧《洪承畴》，写明末故事，对话中却有‘训练特务’‘民族危机’等话语。把现代化的口号装入历史人物的嘴巴上去，对观众未能发生预期的效力。”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25页。实际上恐怕未必如此，观众往往不会区分人物的时代，更不会考证剧中人物所说的话是否合于历史的实际情形，用时代口语反而能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75)李振家：《刘宗敏思想》，陈均等编：《〈甲申记〉演出纪念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76)李振家：《刘宗敏思想》，陈均等编：《〈甲申记〉演出纪念集》，第248页。 (77)李振家：《〈甲申记〉的创作与演出》，新四军研究网：http：//www.n4a.cn/eastday/xsjyj/node17094/node231250/ula3366525.html，2012年5月2日。 (78)无署名：《演剧通讯：两万人看〈李闯王〉，民间艺人学习热》，《影剧新地》1949年第2期，第10页。 (79)阿英：《李闯王·写剧杂记》，《阿英全集》第10卷，第537页。 (80)阿英：《李闯王·写作杂记》，《阿英全集》第10卷，第537页。 (81)阿英自云：“关于南明史剧，在个人计划之中，是预备编写四部。其一，是去年(一九三九年十月)由剧艺社演出的《碧血花》(一题《葛嫩娘》，演出时，由审查机关指定，改为《明末遗恨》)，演福王南都事。其二，就是现在由新艺剧社演出的《海国英雄》(一题《郑成功》)，演唐王闽都，以及台湾郑氏事。其三，《杨娥传》，则是写桂王永历自桂至缅，以至被执杀害全史。最后一部，题《悬峤神猿》(一题《张苍水》)，写南明三王而外鲁王监国的哀史。南明全部史实，有此四剧，概括可谓略尽。”阿英：《海国英雄·自叙》，《阿英全集》第10卷，第7页。 (82)陈鉴：《读〈甲申三百年祭〉》，《新文学》1946年第2期，第43页。 (83)奴斋：《读〈甲申三百年祭〉》，《书报》1945年第1期，第10—11页。 (84)许国惠：《样板戏里的革命：领袖、群众、阶级斗争》，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第231页。 (85)郭沫若：《关于李岩》，《历史人物》，第185—186页。 (86)田汉：《田汉全集》第20卷，第296页。 (87)田汉：《田汉全集》第20卷，第29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