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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党方面的辩驳与郭沫若的回应 虽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让《甲申》顺利地全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但随后国民党方面就嗅出了这篇文章和与其配合的数篇论及明史的文章背后所蕴含的讽刺味道。故《甲申》甫一发表，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马上刊出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作为对《甲申》的驳斥。 作为一个在组织形态上“以俄为师”，自命“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对于宣传工作其实相当重视，中央党部之下设立有中宣部指导宣传工作。据曾经在国民党内担任宣传工作的董霖回忆：“国民党在各重要地区发行党报，直接受中宣部管辖……部中特设社论委员会，每周聚会一次，商决言论方针，指示各报。”而重庆《中央日报》在各党报之中，又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直接接受蒋介石的指导。董霖称：“重庆中央日报的社论及报道最难使最高当局满意。某次关于中英新约签订问题，新闻发布过早，蒋氏愤而下令，主笔陈德征撤职，永不录用，编辑袁业裕及采访卜少夫入狱数日……社长陶百川引咎辞职。部内人员自张部长以下，对此均感彷徨，颇有无所适从之苦。”(18)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央日报》遂于1943年改组，由胡健中任社长，蒋介石亲信陈布雷之兄陈训悆任副社长，陶希圣担任总主笔，实际负责社论的写作与组稿事宜。几十年后，在陶希圣心目中，与郭沫若的《甲申》交锋的这篇《纠正一种思想》，位列为数不多的得意之作之中。可以看出当时陶希圣本人对此篇文章的重视，同时也附带地表明，当时国民党方面没有对《甲申》等闲视之。 《纠正一种思想》的篇幅不长，并未过多地在史实层面与郭沫若纠缠交锋，而是开宗明义地给郭文扣上了“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的帽子，其锋芒不可谓不犀利。其文谓：“我们中国五十年来，是在以革命来建国。我们中国七年来，更在以抗战求复兴。然而这一种思想却到处以亡国的历史，加以渲染，加以曲解，要低落我们发扬振作的民气，要散布悲观的种子，要造成空虚的幻想……”(19)随后，陶希圣指出郭文所代表的心理“变态虽可诧异”，但“失败的是他们，不是中华民族”。 陶希圣的社论发表之后，1944年4月20日，国民党内的三民主义“理论家”叶青，亲自操刀，撰写长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对郭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驳。叶青在文章中称：“郭沫若在三百年后的甲申，亦即今年，来回忆明亡底故事，而偏又诋毁崇祯，歌颂李自成、李岩、宋献策，显然是反对政府，赞成流寇……这样，郭沫若底意思就是失败主义了!他希望抗战失败。”并继续推论道：“失败主义不是郭沫若一个人底思想，而是他们那一群人底思想。”如此上纲上线，可谓来势汹汹。且直接将《甲申》的政治隐喻转化为明喻，称：“特利用明亡底历史事实来做材料，而妄想以明朝影射国民政府。这篇文章对于共产党底宣传十分相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量指责明朝……共产党要煽动人民变乱，这篇文章就根本是以明末大乱为题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的。”(20)这种文字较之陶希圣的社论更为尖刻直接，但是《甲申》中并未有直接针对国民政府或将其比作明代朝廷的文字。叶青此处将此层意思揭出，反而易于遭到中共方面的反驳，指责其神经过敏，干涉学术自由。且叶文虽针对《甲申》而发，但往往又在不经意处体现出其与郭沫若以及左翼文化人分享一套类似的历史观，如其文中称：“郭沫若也许又要说我反对农民运动吧。我已说过我同郭沫若一样是赞成农民运动的……农民运动在不招致亡国灭种的条件下发生，我就赞成，因为它为了农民底利益来反对专制王朝是合理的事。”(21)随后叶称自己“有条件地赞成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由于农民底生活条件之决定，除开封建割据和君主专制之外，不能产生任何新的制度”。(22)其中所用的语汇如“封建割据”“君主专制”等等，多半来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用这套语汇解读明季史事，并在肯定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对《甲申》的具体结论加以攻击，看似与郭文势不两立，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将《甲申》对晚明史事的阐释以及原本潜藏在文字背后的现实政治意图凸显出来。 随后国民党的宣传刊物《尖兵》又组织了一系列的“围剿”文章对《甲申》以及与之呼应的文章进行了批驳，构成了一种舆论上的高压态势。一篇题为《评郭沫若的李自成主义》(23)的文章试图入室操戈，称《甲申》所宣扬的“个人的悲剧即是民族的悲剧，本来是一种英雄史观，不合于唯物史观”，随后又指出：在郭沫若看来“现在的外寇已经侵入很深，李自成也正在他的故乡建设大顺朝，所差的只是崇祯帝尚未到煤山‘上吊’，而为李自成所应当言听计从的李岩却在外围”。其实《甲申》一文并未明确指出国民党即是“崇祯帝”，文字上不露痕迹，而此文认为郭文的主旨在于“希望李自成成功，不是反攻入侵的外寇，而是先要国民党煤山上吊。至于国民党在煤山上吊以后，李自成能不能抵抗外寇入侵，那是他们所不管的另一回事。因为假使李自成不能阻止外寇入侵，罪名还是由上吊的国民党来负担的，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今年不是反攻胜利年，是流寇迫使国民党煤山上吊的甲申年”。这种解读虽然火药味浓烈，但是仍然不免让人生出国民党就是崇祯的联想。 另一篇署名为越客(24)的文章则另辟蹊径，以《甲申史料》(25)为题，试图釜底抽薪，暗藏机锋地写道：“甲申之后，中华亡国二百六十年，至辛亥革命，才得复国，今天他们不纪念别的年分，偏纪念这亡国之年的甲申，他们自有他们的用意，这里并无心去追他们的用意，只是列举二三史料，备以警惕我同胞”，并且要藉此“澄清亡国的呻吟，杜绝亡国的期待，保护我民族的命脉，努力于民族的抗战”。细读此文虽然标榜以“史料”说话，实际上牵强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少，如认为清兵联合“流寇”以对付南明朝廷，实际上不免落入了《甲申》一文的逻辑之中，将国民政府自比于南明朝廷，这样一来，走向败亡反而似乎是必然的命运了。 辛庐的《从樊崇张角到李自成》(26)一文则试图攻击自古以来的农民起义，称“我们打开几千年的历史(是正史，不是野史)(27)来看，像李自成等，乘机作乱，到处骚扰的，正不知有多少人，他们的结果，均不过使地方糜烂，生民涂炭而已”。 署名为一士的一篇文章(28)则试图探究郭沫若写作《甲申》一文的私人动机，与陶希圣的思路类似，亦认为郭有以李岩自况的意思：“既不愿在朝，又找不到一位李自成，似乎境遇比屈原李岩还不如，弄成满肚皮牢骚”，“自己愿意做屈原贾谊的高傲痛苦，甚至现在感到要做明末的悲剧人物，那也是他个人的自由”。评价呼应郭文的文字则是“传布祸乱菌的苍蝇”，而“某氏虽然要想串演一角李岩，恐怕全世界反侵略的朋友都要禁演这出剧本吧”。 另一四川的国民党刊物《时代精神》也刊出了数篇文章对《甲申》一文进行攻讦，张铁侠的长文(29)称：“历史总是前进的，今人的才识能力应该比三百年前人进步，倘不幸竞有人想做三百年前的李闯，又不幸竟有人憧憬三百年前助纣为虐的李岩，更是不祥之至。”把《甲申》比作要祓除的某类不祥之物，用语感情色彩极重，在后文中则引述不少明季史料以及旧笔记小说中对李自成农民军的负面描述，以表达其罪恶。并指出“借妖书妖篆，儿歌民谣等起事张本的时代，早在三百年前的明末，已经结束了”，当下的农民军——中共军队“若至今还想用换汤不换药的愚民手段”来学习李自成收拾人心，则“除徒然斫伤国家元气外，决然毫无所得”。同一刊物上署名为寸金的作者则挖苦郭沫若的文章刊出后，“新华日报也跟着写了几篇文章，给他帮腔，好像常川剧(原文如此，似有误——引者注)似的”。(30)近乎谩骂，似乎并无太多逻辑和学理上的辩驳。 除了从正面批驳《甲申》的文字，国民党方面的刊物上也刊载了一些刻意与《甲申》立异，试图纪念明朝覆亡三百年，同情崇祯帝、歌颂南明将领遗民抗清的文章(31)，然而这样似乎强化了国民党与明朝廷之间虚拟的“政治血缘”，让读者不免联想到其最终败亡的命运。 整体而言，国民党方面批驳《甲申》的文字并不高明，常常与郭沫若分享同一种历史隐喻，有意无意之中在试图攻击中共为“流寇”的同时，总是不免将自身比喻为南明或者崇祯帝，从而陷入不利的境地。另一方面，这些文章往往缺乏统一的论旨，似乎是各自为阵写作而成，因而攻讦的重点各不相同，有时会自相矛盾，如有的文章称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而另一篇文章则将自赤眉绿林军以至黄巢、李自成一概贬斥为“流寇”，且不时犯一些史实上的错误。 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在抗战后期国统区的国共两党的文化斗争中，国民党方面虽然发声渠道多，拥有查禁书报的权力，但宣传上缺乏统一的规划，地域和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较为突出，其宣传效力因此要打一些折扣。 不过短时间内政治宣传有效与否，有时并不在于学理上的自圆其说，而在于人多势众。尽管《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能够在国统区发出呼应《甲申》的声音，但与国民党方面的“围剿”相比，有些“寡不敌众”的意味。 国民党方面反应如此之积极，可能出乎郭沫若等人的意表，虽则陶希圣后来回忆“(郭沫若)一度大起恐慌，以为国民政府就要惩治他”(32)，这可能是在个人情感因素支配下的“写意”，但郭沫若的反应大概也并非波澜不惊。与郭沫若私交甚好的阳翰笙在日记中透漏出一些信息，从中可以考察诸人的反应。3月25日，阳翰笙读到了《纠正一种思想》，认为其文“完全是一种借题发挥的谩骂”，且“这样的攻击并不高明”。第二天，阳翰笙见了郭沫若后问他对《纠正一种思想》的意见，郭回应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好置之不理!”阳随即表示赞同：“是的，这年月谁还跟你讲理呢!我也想，只好置之不理!”虽然后来郭沫若似乎并未真正“置之不理”，但此处的意思大抵是认为《纠正一种思想》不值一驳，且以为若再做辩护反而容易陷入对手所安置的罪名之下。不过，郭沫若本人虽然处之泰然，但周围的人却似乎没有那么从容。三天之后，阳翰笙提道：“午后去看了几个朋友。到处都有人同我谈起郭老的文章所引起的问题。有的人还说，听说郭老已被扣，我等也失掉了自由了!”可见当时重庆的左翼文化人颇有些紧张，估计国民党方面写出如此有火药味的社论，大概是要进行一场整肃了。数天后，阳翰笙又见了郭沫若，并称“日来各方面的朋友对郭老都很关心。今晨我把大家对他贡献的意见告诉他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怎么样。我说：沉默就是最好的答复。他认为很对，而且说：即使要答复，也没有地方登载得出来”。(33) 虽然国统区的媒体没有办法发表郭沫若的正面抗辩，但是，表达意见的渠道却并不只有一条。郭沫若试图将自己的辩解传递出去，在4月21日致信给当时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费正清时，郭沫若还特意提及《甲申》所引起的风波，以示其本意是学术研究与创作，而国民党方面的反应完全是借题发挥，同时控诉在国民党政府之下毫无言论自由，希望获得费正清的同情和支持。郭在信中称：“我们的官方最近答复贵国的舆论时，说我们中国最民主，言论比任何国家还要自由，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呀。我所写的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而且是经过检查通过了的，然而竟成了那么严重的问题。这样的言论自由真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啊。”(34)郭沫若此信一方面试图表明《甲申》是“研究性质”的，与政治批判无关；另一方面指出国民党方面的激烈反应完全是“歇斯底里”的神经过敏，压制言论自由。《甲申》一文，显然不是简单的“研究性质”，但郭沫若此处却极力要表现出自己的学者面目和国民党的无聊无趣，既能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又能在某种程度上化解国民党方面对他的压力，可谓一举两得。余英时后来分析郭氏此信时指出：“这是明摆着用谎话来激起美国人民对国民党压迫‘言论自由’的愤怒……不用说，这封信的用意是通过费正清离间美国和国民党的关系。”(35)虽然费氏读到郭沫若信之后的反应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旁观者，费正清当时对于国民政府的腐朽与专制已经是深恶痛绝，个人感情上已经偏向左翼以及面目清新、组织严密而富有民主精神的共产党。 而针对国民党方面对《甲申》的种种责难，郭沫若除了初时的“不抗辩”和在写给外国人士费正清的信中表达不满和讽刺之外，还在后来公开出版的单行本中称“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36)但并未指出何以很可“悯笑”，可以说是有一种藐视的态度，并未对其进行细致的辩驳。以此来表达他的不屑与不满，语虽不多，但锋芒毕露，与国民党方面的长篇大论相比，举重若轻，在气势上胜了一筹，此时他已得知毛泽东对《甲申》的大加称赞，并将其列为整风文件，故心态上已经与初见陶希圣的社论时有所不同。乐观情绪不独郭沫若一人有，1944年11月，周恩来自延安返渝传达了一系列中共中央的指示(包括对《甲申》的高度评价)后，左翼文化界普遍处在乐观情绪之中。据于立群回忆：“周恩来同志于十一月十日夜从延安飞回重庆。第二天，郭老在住处天官府四号，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先生洗尘，周恩来同志也赶来参加……周副主席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振奋人心的消息，顿失给小小‘蜗庐’带来了光明。”(37)阳翰笙也曾记载他和郭沫若访问翦伯赞的情形：“我和郭老同他谈完了近来时局的动态之后，他便兴奋地对我们说：‘现在不是写历史的时候，是创造历史让人家来写的时候了!’”(38)上述情况表明，如果说当初面对国民党的激烈反应尚稍感惶惑和无可奈何的话，那么此时的郭沫若已经底气十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