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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断代史形式的确立既意味着班固思想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转型。《汉书》创立全新的官方史学范式。一方面它开创了记载单一王朝兴亡的断代史形式。既突出王朝的正统性，又便于保存官方政治文献。另一方面《汉书》改造了《史记》的叙述模式，削弱叙事性和个人色彩，创造出切合官僚制度运作方式的历史书写形式。这样，纪传体史书最终成为来源于王朝政治记录又服务于王朝政治运作的史学形式。班固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汉书》的体例体现出东汉初期政治局势以及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汉书》；断代史；史学范式；官僚制度；正史 作者简介：胡家骥（1980-），男，安徽怀宁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秦汉历史叙事。 《汉书》对司马迁开创的史学观念和史学形式做了大幅度的改造，使之能够更加适应王朝政治运作的现实状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汉书》将《史记》及其续书的通史改变为记载单一王朝兴亡的断代史； （2） 在继承《史记》基本体例的同时重建了本纪、列传的文本形式，并删去世家。二者都体现出西汉武帝至东汉明帝时期中国政治思想的巨大变化。司马迁继承了战国秦汉间学术风气，力图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这是对诸子学术立场的总结。《汉书》则深植于东汉早期的政治现状，聚焦于西汉官僚制度的运行。通过班固的改造，纪传体史书成为来源于王朝政治记录又服务于王朝政治运作的史学形式。正因如此， 《汉书》成为后代连续不断的正史编纂的真正典范和始祖。 一 《史记》在司马迁死后不久就开始流传。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1〕总之，从西汉元、成间到东汉初期， 《史记》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继承《史记》体例续写武帝之后的历史，成为这一时代的史学风潮。 《史通》指出《史记》的续书皆“犹名《史记》”。正如《汉志》著录的“冯商所续《太史公》”和班彪的著作《史记后传》的书名所显示的，这些续书的性质都是对《史记》的补充。冈村繁指出，这些续书“其内容皆非前汉时代之断代史性质”而应当视为通史。增补《史记》、编修通史，这是两汉之间包括班固之父班彪在内的历史学家的共同追求。〔2〕《汉书》是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但是与《史 记后传》及此前所有继承《史记》体例的史书都不同，它开创了以一朝为断限的纪传体形式。 实际上，断代史并非班固最初的设想。《后汉书·班固传》记载，班彪去世之后“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3〕这表明班固最初所计划的是继续完善其父的通史性著作。改变初衷而以西汉一代为断限创作新史，既意味着班固史学思想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重要转型。在后代，断代史构成一个连续谱系，而在班固的时代，断代史是独一无二的，创立断代史就是将汉代历史从通史中独立 出来，它的深层观念是以汉代为历史的顶点、“通史”的终结，是书写“永恒的当代史”。将汉代历史置于神圣崇高的地位，也就是将东汉王朝置于神圣崇高的地位。历史叙述成为王朝合法性的论证。 史书是站在历史学家特定立场对历史存在的格义，历史书写就是为历史存在赋形和赋义的机制，其文本形式指向特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正如当代历史哲学家罗伯特·伯克霍福所说的那样，“从讨论历史文本著作转向考察文本、作者，以及各自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就是追问作为一个中介者，历史学者怎样、凭借何种方式（何种权威） 通过文本这种媒介周旋在被假设出来的过去与被经历的现在之间”。〔4〕 考察断代史成立的时代因素，就是追问这一史学形式与其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 东汉王朝自认为继承了西汉法统，对西汉历史的叙述直接关系到东汉王朝合法性的解释。如果持通史观念，将西汉视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环，那就意味着东汉王朝同样是历史演变的一个环节，既非受命于天，也无任何政治文化优势。树立断代史的史学形式，就是要论证王朝法统的特殊性和神圣性。促使班固转变史学立场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