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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与贾谊《过秦论》完全对立的历史观念。班固向汉明帝提出《过秦论》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并说明这是自己素所闻知的观点。他的观念显然也来自其父班彪而不全是屈服于压力的迎合之语。在西汉，天命无常、天命不可恃的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而与阴阳五行观念相融合的儒家思想也认为王朝的盛衰更迭是理所当然的历史进程。贾谊、司马迁的历史观念，刘向、杜邺、谷永等儒臣的奏章，都反复申说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弊政展开激烈批判。与之相比，班氏父子的政治、历史观念体现出东汉士人独立性和批判力的严重衰退。 据《后汉书》本传，班固在着手编撰《汉书》之初就因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而被系入京兆狱，若非其弟班超诣阙援救，班固是否能逃脱此难殊难逆料。出狱后的班固在汉明帝的命令下与同僚一起编修东汉开国历史。所成《世祖本纪》、列传（记录东汉开国功臣的传记） 和载记（记录两汉之交军阀混战之事） 二十八篇，都是呈献给汉明帝的。可以推断，这些史著必然包含着相当多歌颂东汉的成分，不会像《史记》 那样充满批判精神。正是在通过这一考验之后，汉明帝才允许班固重新继续西汉历史的编写。 班氏所依附的政治势力一直处于光武帝和明帝的猜忌之中。班固之父班彪曾依附隗嚣，后为窦融从事。班固、班超兄弟也都附于窦氏。窦氏数代经营凉州，加入刘秀集团最晚。在光武帝时代，窦融小心谨慎，仅得自保。明帝即位以后，从永平二年至永平五年连续对窦氏家族予以严厉打击。虽然后来窦氏有所复兴，但一直处于明帝的防范之下。〔11〕作为窦氏派系之一员，班固必然也时时受到汉明帝的监督。在这种动辄得咎的处境之下，班固无论出于何种缘由都必须颂汉、迎合汉明帝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 第三， 《汉书》断代史的体例也体现出政治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司马迁用“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来概括汉武帝时代。〔12〕西汉是中国帝国的奠基时代，对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对外不断用兵扩张，扩大了国家版图和政治视野。随着王朝政治的复杂化、制度化和精密化，需要更为完备的史书形式来记载王朝政治历程。《汉书》对后代史书影响非常巨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断代史比通史更易于翔实细密，更切合官僚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在司马迁时代，上古史材料较少，故可以用通史包罗。而在后代史料丰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件复杂，通史难免会失之简陋。《史通·六家》对《汉书》的评价正说明断代史的长处：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13〕 “该密”对《汉书》的评价恰如其分。刘知几论纪传体史书，尤其注重断限严格，其着眼点在于断限严格在史学上的便利。如果断限不严，在刘知几看来就会产生材料重复而叙事夹缠不清之弊。《汉书》的体例更加严密切合官僚制度的运行状态，这对理解《汉书》和后代正史的历史书写模式都十分重要，对此将在下文详加分析。 二 《汉书》大体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但在实际编纂方式上又多有修改。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列传之中。《汉书》和《史记》相比最显著特征是叙事性的衰退以及与之伴随的公文、章奏、诏书的大量引用。这就是赵翼《廿二史札记》提出的《汉书》多载有用之文： 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14〕 班固非常重视有关国家大计的文献，与国家治乱有关的章疏诏令，班固皆极力载入。而“《史记》所载之文献，往往不尽备史学之价值”。〔15〕贾谊的传记就是明显之例。在《史记》中，贾谊与屈原合传，着眼于他们都是才高而遭贬谪，多感慨抑郁之情。因而在《史记》只收录其《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而《汉书》为贾谊单独列传，除了《史记》所载二赋之外，大量增加了贾谊论政章疏，计有《陈政事疏》、《论淮阳王等疏》、《谏封淮南厉王四子疏》。此外，在《食货志》中也载入贾谊《禁民背本趋末说》。这些都是与汉初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献。尤其是《陈政事疏》，篇幅极长，针对文帝时汉朝所面临的内政外交困难提出一系列积极的解决方案。文帝以后解决匈奴、王国问题的政策，也大体延续贾谊的思路。总之， 《史记》中的贾谊主要是以悲哀伤感的年轻文士面目出现，这不但未能表现出贾谊的全貌，还隐没了汉初国政方针的诸多重要方面。无论就了解贾谊个人历史而言，还是就了解汉初政治而言， 《汉书》在史料上都更加完备。 《汉书》的这一特征建立在汉代政治运行制度的基础上。“大一统的官僚体制至汉才确定了那些基本原则、规范与特色”， 〔16〕官文书在汉代政治中有重要作用。在汉代，官府之间、官府与皇帝之间的事务处理、相互沟通主要是依赖文书来实现，文书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草拟例行公事的报告和收集治理帝国所需的基本材料。吏的工作是抄录诏令和历法，以便向各郡县分发。”〔17〕《汉书》中记录的诏令、奏章文书以及近代西北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都可以说明文书在汉代的重要作用。 汉代的官文书在中央收藏于石渠阁（西汉）、东观（东汉）、兰台、尚书台诸处。收藏文书档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参考前例，为施政、决策提供借鉴。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曾经利用到兰台石室中收藏的文书。所谓“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中的石室，就是指兰台石室而言。西汉的文书档案在东汉依然得以妥善保管，和东汉的诏书奏章一起存放在南宫的尚书台阁。谢承《后汉书》记载： 承父婴，为尚书侍郎，服事丹墀，弥纶旧章，每读高祖及光武之后将相名臣，佐国翊治，謇谔谏争，诸节隐逸，儒林征聘，策文通训，条在宫禁，秘于有阁，惟台郎升复道取急，因得开览。〔18〕 正因如此，班固可以利用到西汉诏令章奏的第一手材料。两汉较为完善的文书保管制度是《汉书》得以大量录载官文书的必要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