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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班固史学观念的转变是受到明帝直接压力的结果。〔5〕而汉明帝对班固的压力，与新莽以来的政治局势和政治文化观念直接相关。汉明帝需要用新的历史书写支撑东汉王朝的法统。班固《典引》云：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6〕 明帝专门举出《秦始皇本纪》的赞语要求诸文士加以评判，其用心非常明确，就是反对“秦之社稷未宜绝也”。如果秦代的社稷可能延续，那么汉朝既非历史的必然，更无天命的眷顾。这是汉明帝不能接受的。因此，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批判司马迁将汉代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以作为对明帝的回应。在此形势下，班固一方面创作《典引》以颂汉，另一方面则是用断代体的《汉书》突出西汉的历史地位，使之从“百王”、“秦项”之间独立出来。 汉明帝的要求有其现实的政治指向。西汉末年已经流行“汉运已衰”的思潮。这一思潮在宣帝时因统治稳定而有所衰退，但在元、成以后愈发扩散，最终引发王莽代汉。〔7〕新莽时期，西汉宗室受到了巨大打击；更始败亡，又葬送了“民心思汉”的形势，使“汉家当复兴”的观念遭受严重质疑。两汉之际，人们并无“汉受天命”的信念。面对这一形势，刘秀“一面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一面又高擎汉室大旗，大力宣扬汉家当复兴、天命在刘秀等神秘观念”。〔8〕刘秀与公孙述关于天命的争论就是后者的典型之例。但因为本身实力、权威和号召力先天不足，东汉政权一直缺乏坚固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河北、山东豪族势力在光武帝和明帝时代仍然不断挑战王朝的权威。明帝虽然在刘秀的安排下继承皇位，但其地位并不稳定。在河北、山东豪族势力的策动和参与下，诸王谋反的事件一再发生。明帝对楚王英之狱彻底追查、残酷镇压，就是针对河北、山东的豪族势力。〔9〕直到永平十六年，明帝还严厉惩处了淮阳王延之狱。因此，永平十七年明帝询问班固等人对《秦始皇本纪》的看法，并严厉批评司马迁，提出贾谊“秦之社稷未宜绝也”的观念是“微文讥讽，贬损当世”，其目的就是要向天下指出汉王朝是天命所归，是历史的神圣终结，其背后指向两汉之际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思潮。 其次，班固创立断代史，还与班固的出身、其家传观念及个人遭遇有关。班氏在成帝时已跻身于外戚之列。班彪之父班稚与其伯父班伯、班游都受到汉成帝及成帝之母王太后的赏识。班游曾与刘向同校秘书，并被成帝赏赐秘书副本。据《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王刘宇作为成帝的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而不许，可见被赐秘书是非同一般的荣耀。因此班氏对于汉朝有着特殊的感恩之情。更始灭亡之后，班彪著有《王命论》以阐发汉室受天命、天下必然归于刘氏的观念。《后汉书·班彪传》云： （彪） 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