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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热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延续性问题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关于辛亥革命和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研究成为近三年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革命史观的叙述框架下，学界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大多是从和过去决裂的角度切入，强调作为中华民国肇端的辛亥革命与前朝历史之间的断裂。近年来已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后所肇建的中华民国其实延续和汲取了许多传统资源的养料。[ 杨念群：《“断裂”还是“延续”？——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1期。]李细珠和关晓红两位关于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与辛亥时期地方省制的研究也都强调了民国初年的历史与晚清之间的连续性。李细珠指出，至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中央收束地方权力，使地方督抚实际权力大为缩小；另一方面，清廷中央对地方缺乏实际控制力，而所谓中央集权只是有名无实。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这一“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其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 《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 关晓红认为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而形成。因此，辛亥年间的省制纠结实际延续了自清末以来官治改革的“地方”困扰。对于辛亥时期政体选择过程中出现的省制困扰，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此外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 关晓红：《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章永乐从制宪和国家建设的角度来思考辛亥鼎革前后的延续性。他在《旧邦新造》一书中强调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构成的“大妥协”塑造了主权的连续性，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与崩溃。但在共和宪政方面，不同阵营之间分歧严重，诉诸不同的政治整合路径，从而埋下了宪政失败的伏笔。[ 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另见章永乐，《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