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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取向：贯通民国史与革命史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受自身学科定位的局限，民国政治史主要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及其人物的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与革命史研究领域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逐渐形成了两个领域“互为畛域、壁垒显见、少有往来”的现象。[ 何友良：《苏区史研究的视野扩展、方法运用与未来发展》，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5页。]近些年来，随着者研究视野的拓展，加上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大量公布，杨奎松、邓野、黄道炫等学者因得熟悉中共史料之便，转向研读国民党史料后，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国共双方的档案文献，如同身临其境般地重建中国政治运作过程中奇诡多变、跌宕起伏的历史现场。杨奎松的《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一文，基于对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前后国共关系大势的判断和毛泽东整体战略思维的把握，指出：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配合作战，并不是带有主动战略意图的“一石二鸟之策”，而是在非常被动情况下的饥不择食的无奈举措。[ 《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邓野的《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一文依据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的日记，深入分析了1936年2月红军东征事件所引发的阎锡山与中共军队、中央军、华北的日军、陕西的张学良部队以及河北的宋哲元部队等五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较量，深刻揭示了民国政治的内在底蕴与逻辑。[ 《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黄道炫的《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一文将1934年秋红军长征初期的行动，放在与蒋介石、粤系相互博弈场景中加以“还原”，指出：1934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粤系之所以会为中共所利用，当然和其本身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而在中共顺利突围的背后，亦可见蒋介石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的心机所在。[ 《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