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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视角：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史研究 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视野与新方法的冲击下，近几年来民国政治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种种弊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机。研究者在引入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后，开始注意到国民党政权对政治文化构建的强调，及其通过文化符号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并巩固其统治合法性的意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是在北伐期间，以审判负责守卫武昌的两位北军将领为契机而出笼的。王奇生教授通过还原中国第一个“反革命”罪出笼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揭示出在审判两位北军将领过程中所体现的本土地缘、伦理与外来法律、革命观念之间交相错杂的复杂关系；同时深刻分析了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至深的革命政治文化在建构过程中的虚实难辨的暧昧性与随意性。[ 王奇生：《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28-39页。]陈蕴茜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国民党如何通过在时间（各种纪念日和纪念周仪式）和空间（纪念堂和公园等）中构建起一套以孙中山核心的仪式、象征和记忆。她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帝制国家传统个人崇拜的延续，又掺入了大量近代构建个人崇拜的技术，如传媒、教育、商品化等，由此来达到加强民族凝聚力、为国民党政权提供合法性等政治目的。[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而李恭忠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中山陵的设计建筑过程及其政治和文化意义，虽然在切入角度上与陈书不同，但在方法和取向上却非常类似，他也把围绕中山陵建构起的孙中山崇拜理解为国民党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因此具有权威自命、内涵僵固、形式空洞三个鲜明特征，缺乏民众的自发性和主动性。[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